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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堃

苏堃部分作品。

从文艺青年到业余编剧，从剧团团长到戏剧学院院长，他一生与戏剧结缘，为舞台操劳。

他是台下的主角，时代的歌者。

他50多年的戏剧人生，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为人民写戏，为人民演戏。

他就是来自周口沈丘的剧作家、戏剧教育家苏堃。

沈丘抗日“六君子”

回望20世纪30年代的沈丘抗战历史，苏堃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苏堃原名李若虚，1916年出生于沈丘县槐店镇一个回族家庭。他家境贫寒，九岁丧母，十岁丧父，被大伯父收养，读了几年私塾。苏堃爱看小说，并尝试写作，把学校图书馆里的绝大部分文艺书籍都读完了，还在开封的杂志上发表过三篇小说。此时的苏堃，心中升腾起当作家的梦想。

初中毕业后，他正准备到开封上高中，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堃的作家梦被打碎。他离开校园，回到家乡，毅然投身抗日洪流。

赤手空拳怎么抗日？苏堃与几位热血青年每天从报纸上摘抄几条抗日新闻，张贴在街头最热闹的地方，让更多人看到。不过，他们很快觉得这样小打小闹不过瘾，于是通过凑钱和募捐，订阅了一批反映抗战生活的进步报刊，办起流动抗日图书馆，推着小车走街串巷，供民众翻阅。

过了一段时间，苏堃想自己办报。1938年春，他主编创办了油印版《大众周刊》，宣传抗日思想。他曾在《大众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抨击当地一个“地头蛇”联保主任的反动奸诈行为，结果触怒了对方，被抓进监狱，《大众周刊》被迫停刊。苏堃被捕后，当地抗日青年群起抗议，他最终被释放。

苏堃虽被释放，但地方反动当局怀恨在心。国民党槐店公安局局长张某向上级密报，称苏堃等人有通共嫌疑，要伺机查办。

不久，张某授意手下瞒天过海，犯下一桩谋财命案。苏堃等六位进步青年得知后，拼死将真相公之于众，并与张某当面对质。经过一番斗争，张某被撤职。苏堃六人不惧凶险，浑身是胆，民众赞誉他们为沈丘抗日“六君子”。

抗战记者光荣入党

张某被斗倒后，又来了一个新公安局局长，仍是换汤不换药，槐店依旧沉寂如死水一潭。苏堃想换个环境，他的第一想法就是去延安——抗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他与一位朋友商量好先后出发，第二天便悄悄离家，第三天到了周口，正要向漯河进发，却被伯父派来的人撞见，不由分说，硬将他拉回了槐店。

去延安不成，苏堃在沈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我党在沈丘领导抗日活动，组建抗战工作团。苏堃率先参加，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救亡戏剧。由于工作积极，他被选为工作团的组织股股长，在当地陆续成立了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和民众夜校，抗日气氛热火朝天。

我党又组织普通民众参加抗战自卫团，把民间的几百条枪集中起来，还组建大刀队，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苏堃再次被委以重任，从抗战工作团抽调到抗战自卫团担任政治队长，负责宣传教育工作。

这一时期，中共豫东特委机关报《豫东大众报》发行到沈丘。经党组织推荐，苏堃负责当地的发行工作，并被报社聘为记者。他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心情振奋，马上组织青年朋友成立《豫东大众报》代销处。大家拿着报纸，满街叫卖。接着，他们凑钱开办了一个小文具店——黎明合作社，用文具店的收入作经费，在槐店创办了黎明小学。苏堃担任校长，以此为阵地继续传播革命思想。

1938年冬天，在中共沈丘县委书记贾达夫的主持下，苏堃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一生都交给了党。

1939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步伐，豫东形势恶化。沈丘党组织得到情报，国民党槐店公安局准备捕杀共产党员，苏堃也在黑名单之列。为了保护革命力量，豫东特委、沈丘县委决定将干部疏散到豫皖苏边区根据地。

1940年2月，苏堃一行三人启程奔赴豫皖苏边区。途中，他们商量改了名字，李若虚改名为苏堃。

尝试编剧一炮打响

刚到涡阳县城，苏堃就看到了抗大四分校的招生启事，心情特别激动。几年前他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这次决心上抗大，补上人生的缺憾。

3月12日，苏堃一行到达涡阳北部的新兴集，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就驻扎在这里。苏堃与组织接上关系，并被批准到抗大四分校二大队学习，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相比其他学员，苏堃文化功底扎实，不到三个月便调任大队部文书。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办的《拂晓报》远近闻名，苏堃向往已久。到大队部后，他有了学习的机会，多次参观报社，并模仿《拂晓报》办墙报，出了几期，颇见成效。两个月后，他又调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抗大生活报》编辑，编、校、刻版、油印，样样都干。到了1941年，苏堃改任校政治部油印股股长。

新四军第六支队文化氛围浓厚，抗大四分校组建了抗大生活剧团，只是剧团水平一般，常常戏还没演完，观众已所剩无几。苏堃坐在台下，留心倾听大家的议论，分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久，他便找到了答案：演出的节目多是城市题材的大型话剧和外国话剧，广大战士和农民根本听不懂、看不惯。

苏堃在家乡就爱看戏，还会拉坠胡，是个戏迷。他最清楚老百姓对戏曲的渴求。眼下剧团不受欢迎，他替剧团着急。能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苏堃想起了文艺界曾经讨论并提出过的一个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好办法——旧瓶装新酒。

苏堃决定尝试写一本新戏。他从当地民间流传的古装戏《小姑贤》入手，保留原剧的人物关系，但将人物角色设计和情节冲突置于抗战大背景中。剧情改为妇女送郎参军参战，唱词紧密配合新四军抗日。戏名改为《良女劝母》。

这出戏采用河南曲剧唱腔，演出时苏堃亲自为演员拉坠胡。演员表演细腻，人物性格把握准确，演唱动听入情。戏一开场，便深受战士和农民欢迎，演出效果出乎意料得好，老百姓甚至打着伞冒雨看到结束。苏堃也没有料到，老戏一改，竟一炮打响，简直是妙手回春。《良女劝母》这出戏，战士剧团演，地方中小学也演，很快就传唱开来，演到哪里红到哪里。1942年，《良女劝母》获得了“拂晓文化奖金”。

随后，苏堃又编了几本戏，内容紧贴时代，如描写新四军部队一位年轻女战士苦难童年的《松林救女》，歌颂解放区农村改造二流子的《浪子回头》等。

苏堃编写的剧本大受好评，但他当时并没有打算投身戏剧舞台，直到聆听了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教诲。

陈毅鼓励投身戏剧

1941年冬，陈毅来到新四军四师驻地半城集视察。苏堃随同抗大四分校全体同志，参加欢迎大会。大家都想一睹军长风采，聆听他的精彩报告。陈毅操着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声如洪钟，从红军历史讲到抗战形势，又风趣地讲起当年与彭雪枫一起战斗的情景。谈到自己时，陈毅军长语重心长地说：“我过去受到过中央的表扬，也受到过中央的批评，当然是表扬的多喽，党中央、毛主席都表扬过我……”以此勉励干部们忠于职守，勤奋大胆工作。他那坦率、亲切而又严肃的讲话，给在场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和莫大的鼓舞。

欢迎会场上，苏堃的座位离讲台不远，看得真切，能见到陈毅已觉心满意足。第二天，他突然接到师政治部通知，说陈毅军长约请几位搞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这个消息让苏堃既兴奋又紧张。当时大雪纷飞，天气很冷，他骑马赶到会场时，身上已披了厚厚一层冰雪。

座谈会开始了，陈毅与大家一一握手，坐下寒暄，顿时打破了屋内的紧张局促局面，满室生春，气氛活跃起来。那天，陈毅兴致勃勃地谈了很多。他强调说：“人民文化工作很重要，你们在战争中从事文化工作，意义很重大。俄国的革命作家在斗争中写出了《铁流》《毁灭》……中国革命也是非常伟大的，将来我们也要创造出自己的战争文学……俄国有高尔基，我们中国有鲁迅，但写战争的作品要靠你们，要靠你们这些从事革命战争的文艺作家……”他还说：“我本来是不会打仗的，是想当作家的，但革命要我拿起了枪，我就跟着毛泽东学会了打仗。将来革命胜利了，我还是要用笔来战斗的……”

听了陈毅的讲话，苏堃沉思良久，感慨道：将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几年来，苏堃一直从事办报纸工作，想当一名好记者。虽说写过几个剧本，那只是业余爱好，并未打算把戏剧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这次聆听了陈毅的亲切教诲，他才下定决心，干好戏剧这一行。

奉命组建战地剧团

1943年10月，苏堃接到新任务：淮北行政公署要求他迅速组建一个文工团，实际上就是战地剧团。由此，他正式步入戏剧队伍。他从淮北中学和根据地各县挑选了30多名青年学生，集中在洪泽湖畔的半城镇。不久，淮北大众文工团正式成立。

作为团长，苏堃首先抓学习。他带领全团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大家认识到革命文艺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从而明确了文艺方向。

当时，根据地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但边区的党、政、军首长非常关心文工团的建立。行署拨发专用经费，要求剧团尽快购置幕布、乐器、汽灯等演出用品，并密切配合当时的形势，创作、演出适合的节目。

从业余编剧到剧团团长，苏堃的角色发生了较大变化。他首先考虑的是剧团演什么。淮北民众都会唱几句小调，逢年过节玩花灯、跑旱船时都唱小调，曲牌十分丰富。苏堃便采用淮北小调的形式编写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春耕曲》，描写根据地农村生产互助的故事；另一个是《光荣军属》，描写抗日军属受到民主政府和人民优待与尊敬的故事。他还把老乡们春节玩灯的《花挑子》搬上了舞台。

1944年年初，淮北大众文工团举行首场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淮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亲自上台祝贺，指出这些节目方向正确，鼓励大家编演更多具有革命内容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民间剧团“改编”成功

苏堃一向注重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当地有个兰英戏班，主演李兰英技艺高超，深得众望。苏堃创建淮北大众文工团时，便把这个民间戏班整体接收，作为一个演出队并入文工团。没想到，大众文工团与民间戏班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一些小知识分子受传统偏见的影响，歧视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自身也存在一些固有弱点，双方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尤其当群众热情欢迎文工团、高喊“兰英戏班子来了”时，更让一些同志感到恼火，耻于与“戏子”为伍。面对这一烫手难题，有人劝苏堃放弃兰英戏班。苏堃认为，这不是文工团与戏班合合分分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革命文化队伍的建设与方向，比写出几个叫好的剧本、演出几台好看的戏还重要。针对这些思想问题，他做了大量说服和团结工作，最终使两支队伍携手并肩，共同执行宣传任务。

根据兰英戏班的艺术水平和特点，苏堃特意为他们创作适合演出的剧目。日本投降后，剧团开进睢宁县，在城东关听到一件事：伪政权鱼肉人民，派捐逼债，有一户人家还不起债，全家服毒自杀。苏堃专门去采访，然后钻进树林子里写了一整天，创作出泗州戏《人命债》。第二天排练一天，当晚便上演。李兰英主演，情切意真，声泪俱下。观众都是熟悉此事的老百姓，个个泣不成声，得到了极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在苏堃的启发下，兰英戏班自编自演了《过关》，反映富人过年、穷人过关的现实生活，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一次拥军演出时，一位战士看到戏中的地主狗腿子踢倒长工妻子，怒火中烧，“哗啦”一声将子弹推上膛，正要开枪射击剧中的狗腿子，被坐在旁边的团政委发现并制止。戏刚闭幕，政委就激动地跳上舞台，动员战士们英勇杀敌，为穷人报仇雪恨。

兰英戏班的一次次成功，逐渐纠正了一部分小知识分子的偏见，改变了他们对旧艺人的看法。事后，有人称赞苏堃真有两下子，不仅剧本编得好，剧团“改编”也成功。

成功创作现代京剧

传统京剧在北方影响很大，苏堃一直探索如何对其进行现代改编。1941年，苏堃便与战友尝试采用京剧形式演出革命现代戏。他根据“回民支队”的英雄事迹，创作了歌颂马本斋母亲的京剧《民族母范》，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在大众文工团期间，苏堃主持创编了革命现代京剧《反正》，讲述敌占区某县城一个伪军团长弃暗投明的故事。该剧借用京剧不同行当的唱腔，重新填词，但在表演上完全摒弃戏曲的程式化动作，按现实生活刻画人物；在舞台布景、化妆、服装、道具等方面，则采用话剧的表现手法。这出京剧在根据地多次演出，深受观众欢迎。

在苏堃的鼓励和支持下，1945年4月，大众文工团团员前往泗（县）灵（璧）睢（宁）地区，深入战斗部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创作了多幕现代京剧《里应外合》。该剧情节曲折，故事性强，惊心动魄，在淮北各地的多次演出中，受到群众赞扬。

1944年春末夏初，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淮北行署特派大众文工团到泗灵睢地区，对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亲自督率的九旅进行慰问演出。几场演出后，九旅接到战斗任务，要和淮北独立一团、二团等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歼灭附近五个伪军据点内的敌人。苏堃得知消息后，决定挑选部分同志随军参战，体验生活、经受锻炼、积累素材，为创作表彰战斗英雄的节目作准备。他本人也与导演各带一名小演员参加了战斗。

战斗结束后，部队召开庆功祝捷大会。苏堃利用在战斗中搜集到鲜活素材，迅速写出三幕活报剧《胜利》，用真人真事热情赞扬指战员的革命精神。该剧在祝捷大会上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为表彰大众文工团随军参加战斗并及时编演节目鼓舞士气，九旅首长特赠送两匹战马，作为文工团驮载道具之用。

活报剧是一种用速写手法及时反映时事的戏剧形式，篇幅短小，形式活泼，对反面人物常作漫画式的揭露，多在街头、广场演出。经过无数次的历练，苏堃成为创作活报剧的能手，大众剧团演出的多部活报剧均出自他的笔下。

率领“娃娃”南征北战

1945年8月，经过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根据形势发展，中央决定成立苏皖边区政府，统一领导新四军及华中各根据地。1946年春，为检阅各根据地宣传力量，交流文艺工作经验，苏堃率淮北大众文工团，携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剧目，来到淮阴参加会演。他们演出的三台节目广受赞誉。会后，领导决定将大众文工团划归华中文化协会（简称华中文协）领导，并任命苏堃为华中文协戏剧委员会主任，承担新的任务。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党部队进攻苏北，我军重创敌军后实施战略转移。华中文协戏剧委员会直辖有三个剧团，其中一团、二团由他人带走，唯独第三团无人接手。第三团是唱京剧的娃娃剧团，团里演员最大的十三四岁，最小的才十一二岁。虽是一群孩子，但也是文艺队伍的一部分。苏堃作为戏剧委员会主任，责无旁贷，毅然兼任团长，亲自带领该团撤离解放区。

南征北战，对成年战士已是考验，更何况这些孩子。苏堃带剧团撤到益林，再往北便寸步难行。沉重的戏箱，年幼的孩子，如何继续前行？无奈之下，苏堃找到谭震林政委。上级调拨了一辆卡车，将剧团从益林送到涟水。此后无车可乘，他们便一步步徒步往北走。又走了几十里，实在难以为继，苏堃决定将戏箱分散藏在百姓家中。好不容易找来两头毛驴，让生病的、脚上起泡的孩子轮流骑坐，这才勉强过了响水河，暂时脱险。

剧团刚安顿下来，苏堃又犯了愁：人虽过了河，没有戏箱怎么办？道具如同武器，没有道具怎么演戏？不行，还得把戏箱找回来。他找到村长反复商量，好不容易借到12头毛驴，冒着与敌兵遭遇的危险，深夜返回响水河南，将埋在几十里外的戏箱悉数运回。随后，当地民工队又送了他们一程。过了陇海路，进入山东解放区，苏堃带领娃娃剧团终于胜利完成转移任务，迎来了1947年的春节。

1948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军组织战略反攻时，东线兵团突围西进，一夜急行军百余里。娃娃剧团跟不上大部队，被留在胶东单独行动。苏堃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从胶东转移到蓬莱，从蓬莱转移到潮水，一站一站向东推移，最终娃娃剧团被逼到海边。国民党军队下乡扫荡，形势危急。苏堃果断决定渡海前往大连，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剧团！他费尽周折找到两条小船，勉强将人员挤上去时，突发变故——国民党军舰封锁了海面，陆地上也展开“梳篦战术”清剿。情况万分紧急，苏堃决定就地埋伏。他为四五十个孩子换上便衣，分别安置在老乡家中。干部们也换装隐蔽，但仍不安全。娃娃剧团的孩子不是本地人，很容易被查出来。苏堃当机立断，决定马上突围，重新将孩子们集中起来。凭借多年斗争经验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他带领队伍夜行昼伏，在向导引领下慢慢西行，向我军大部队靠拢。渐渐地，他们白天也敢行进了。有一次，他们在山下走，发现山上有敌人，便想：反正敌人短时间下不来，只管往西走。就这样走了几天，在一个山窝里，忽然听到我军的号声。向百姓打听，果然前方有我军留守处。苏堃十分激动，便和秘书乘马前往联络。留守处首长一听娃娃剧团来了，分外热情，让他们随同行动。至此，娃娃剧团终于安全了。

（该文采写得到河南省文史馆馆员李尊杰的大力支持，苏堃之子李继光审阅稿件并提供图片，谨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