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堃

▲苏堃翻阅资料。

▲苏堃作品。

从文艺青年到业余编剧，从剧团团长到戏剧学院院长，他一生与戏剧结缘，为舞台操劳。

他是台下的主角，时代的歌者。

他50多年的戏剧人生，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为人民写戏，为人民演戏。

他就是来自周口沈丘的剧作家、戏剧教育家苏堃。

首长安排多演《空城计》

娃娃剧团在频繁的转战中，行军、演戏两不误。战斗间隙，随便寻一片空地，锣鼓一响，孩子们便唱起来。然而，困难也常不期而至。一次前线演出，汽灯的纱罩骤然烧毁，现场一片昏黑。苏堃当即带头，用高粱秆扎起火把照明。炊事员、饲养员、秘书纷纷响应，擎起一束束燃烧的火把，分立戏台两侧。一捆燃尽，再换一捆，火光摇曳中，演出始终未停，直至落幕，硬是让台下的战士们尽兴看完了整场戏。

我军撤离苏北解放区时，部分干部战士不理解上级战略意图，不免有些牢骚怪话，流传着“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打了胜仗，吃煎饼卷大葱”之类的调侃。当时，苏堃正带娃娃剧团随野战军政治部行动。陈毅、谭震林首长指示剧团，要多演京剧《空城计》。起初大家不解其意。后来，在鲁南某地，陈毅给军政干部作报告时，专门谈到《空城计》。他说：“娃娃剧团这出《空城计》唱得好。我们就是要跟敌人唱‘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不敢走；司马懿也不敢进城。我们是主动让‘客’，汤恩伯没有司马懿聪明，他呆头呆脑地闯进来了。那好，我们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放弃一座城市，就等于给敌人背上一个包袱，让他们的兵力分散。然后我们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集小胜为大胜，最后反攻，全部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毛主席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志们听完报告，懂得了北撤的战略意义，也明白了为何要看《空城计》。华东解放战争期间，娃娃剧团除了演出《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新编历史剧外，演出最多的便是这出传统京剧《空城计》。

华东野战军（1948年改为第三野战军）指战员非常喜欢娃娃剧团的演出，赞誉他们为“部队的宠儿”“小小的火车头”。首长们对剧团更是关怀备至，每次战斗或战役胜利结束后，总要接娃娃剧团到前线为部队演出。陈毅、谭震林等首长多次看他们的戏，并当面叮嘱苏堃：“这些娃娃，要是在和平时期，正是上学读书的年纪，这么小就为战争服务，很了不起。你们要好好爱护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学点文化。伙食也不要跟大灶一样，给他们吃细粮，每人每天发两个鸡蛋，把伙食办好些。”遵照首长指示，娃娃剧团从此享受了这份“特殊”的供给。

1949年淮海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苏堃率领娃娃剧团紧跟部队渡江，进军南京。

三年解放战争中，娃娃剧团演遍三野每一个团，共演出400多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作为剧团团长，苏堃更像是一群娃娃的大家长。数年辗转南北，在烽火连天、条件极其艰苦的岁月里，他始终把这些孩子带在身边。山路崎岖，峰高坡陡，翻山越岭时，苏堃虽配有军马，却从未骑过，总是让给生病或体弱的小演员。转战华东数载，他带领剧团不仅完成了一场场演出，更完整保存下了一支革命文艺队伍的根苗。

陈毅惜别“娃娃”转业

194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苏堃随第一次文代会三野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7月举行的第一次文代会。在先农坛庆祝“七一”大会上，苏堃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内心激动不已，后赋诗寄情，发表于《光明日报》。1951年年初，组织决定，由苏堃带领娃娃剧团集体转业，到新成立的上海华东戏曲研究院工作。

离队前，部队召开欢送大会。令人意外的是，观众尚未入场，陈毅同志已先到场。在剧场大厅里，他把苏堃叫到一旁，叮嘱道：“你带娃娃们一道转业，要跟在部队时一样，好好照顾他们……”苏堃当即表示：“请军长放心，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到上海后与地方同志一起，把戏曲研究院办好。”

欢送会原定程序为部队文化部长致欢送词，苏堃致答谢词，最后演出京剧助兴。不料苏堃简短发言后，陈毅突然起身径直走上台，说：“我也讲几句话，欢送你们去华东。三年解放战争，你们为部队服务，指战员感谢你们。战争环境下，部队没有条件在业务上培养你们。现在全国解放了，有这个条件了。把你们送到华东，地方上给你们办个学校，请几个名教师教你们业务。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艺术本领，还要学文化。过去艺人没文化，唱词有的不通，自己也不懂。你们提高了文化，要多读唐诗，读李白、杜甫的诗，读元杂剧。将来京剧也要改革、提高。你们在三野归我管，到了上海也还是归我管，到上海我还要看你们的戏……”陈毅的谆谆教导，令全团同志非常激动，会场掌声雷动。随后，剧团孩子们向部队首长和同志们作告别演出。第二天，苏堃带着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殷切期望，依依不舍地含泪离开南京。

投身戏剧教育

娃娃剧团正式更名为华东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学校，由周信芳院长兼校长，苏堃担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从此投身于新中国的戏剧事业。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成立，苏堃任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1956年12月，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改称上海戏剧学院。次年7月，国务院任命苏堃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十年动乱”期间，苏堃遭受不公正对待。1977年，他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1982年3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复，苏堃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直到1984年2月退居二线，改任学院顾问。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30多年间，苏堃在师资建设、戏剧理论研究、民族戏剧艺术教育体系构建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苏堃自幼受民族戏曲艺术熏陶，对戏曲怀有深厚感情。到上海戏剧学院后，他发现一些师生对民族戏曲不够重视，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对本民族传统艺术既缺乏了解，又不感兴趣。苏堃在广泛接触外国戏剧理论和作品后，经过反复思考与比较，得出结论：中国戏剧并不比外国的差，有许多宝贵且独具特色的理论、剧目和表演艺术，完全可以与外国戏剧媲美。因此，他认为，作为中国高等戏剧学府，上海戏剧学院必须把民族戏曲艺术纳入教学内容，引导师生学习、研究民族戏曲，使中国话剧在汲取民族传统艺术滋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风格，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为此，苏堃与学院领导班子制订了“三步走”计划。

第一步，采取渗透方式，先从培养兴趣入手。每逢有优秀剧目来沪演出，不论剧种，学院便组织全院师生观摩。通过陆续观赏大量优秀戏曲作品，师生们逐渐对戏曲产生了浓厚兴趣。第二步，把富有经验的名艺人请到学院，记录和整理其表演艺术经验。苏堃认为，民族戏曲蕴藏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只是尚未得到系统总结。若能组织力量加以整理，便能为构建民族表演体系提供宝贵素材。随着积累的日益丰厚，终将构成完整的民族艺术体系。第三步，邀请名角大家到学院进行示范演出与讲学。演员结合具体剧目，讲解表演为何那样演、唱腔为何那样唱，分享自身的学艺经历与演出体会。这种专题讲座在全院师生中引起热烈反响。上海的周信芳、盖叫天、俞振飞等名家的讲座深受欢迎。河南豫剧界的常香玉、崔兰田、阎立品等到上海演出时，学院均组织师生观摩学习。著名豫剧演员马金凤也曾应邀三进学院演出讲学。除京剧、豫剧等大剧种外，吕剧、潮剧等小剧种的演员也受邀走进学院。这些活动大大提升了全院师生对中国戏曲的认知，推动他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民族传统艺术。学院在教学内容上，也开始注重融入民族戏曲的精髓。

苏堃同时非常注重艺术教育理论研究。他认为，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如果缺乏理论建设，便难以提升自身水平，也难以对本专业其他院校和机构发挥指导作用。为推动学术研究，在苏堃倡导下，1978年学院创办了学术刊物《戏剧艺术》（季刊），由他担任主编。这份学报不仅为师生科研成果提供了发表园地，也成为全国戏剧界交流学术思想和创作经验的重要平台，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并向国外发行。

编剧生涯新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苏堃念念在兹的还是创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配合全国抗美援朝宣传，苏堃与他人合作，创作了新京剧《唇亡齿寒》，该剧本于1951年3月出版。

1959年秋，苏堃再度与人合作，投入话剧《战斗的青春》的改编工作。而这一次创作，也将其编剧生涯推向新的高度。

《战斗的青春》原著是一部长篇小说，以冀中平原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背景，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全国。通读原作后，苏堃深受触动，不禁想起自己在抗战时期出生入死的经历和许多牺牲的战友，决定将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

然而，小说篇幅长，改编难度很大。苏堃先下大功夫进行剪裁，删减了多处情节，即便一些极具戏剧性的内容，也因舞台表现的实际需要而忍痛割舍。他深知，改编作品仅有戏剧性不够，还必须得有舞台性。改编既要忠于原著精神，又不能沦为原著的简单复制。苏堃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与再创作。他曾长期扎根根据地，脑中积存着丰厚的生活形象与革命记忆，这使得他在刻画人物时，既丰满又真实。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工作，苏堃顺利完成了剧本改编任务。

话剧《战斗的青春》上演后，收获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全国大多数省、市话剧团纷纷争相搬演。

率队晋京大获成功

1959年秋，上海戏剧学院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开办藏族表演大专班（简称藏族班），为西藏培养一批话剧人才。这是学院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西藏乃至中国话剧史上，也堪称创举。然而，困难同样前所未有。首届藏族表演大专班共有29名学生，大多出身贫苦农牧民家庭，三分之二以上曾为贵族的佣人、家奴，还有的被迫当过“差巴”（寺庙苦工）。这些学生中，最大的已29岁，最小的才12岁，全班平均文化程度仅为小学二年级，少数“高才生”的语文水平也不过刚达到小学毕业程度。面对这样一批基础差、文化低、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学生，要在短时间内将其培养成话剧人才，确实是一大难题。

面对重重困难，学院上下认识高度一致：藏族班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此，学院配备了一流师资队伍，时任副院长苏堃分工主抓藏族班工作。从那时起，苏堃便与藏族同胞结下深厚情谊，以长者身份关心他们的生活冷暖，以老师身份关注他们的学业成长。经过两年严苛训练和专业学习，藏族班圆满完成了全部课程。

1961年春，藏族班接到文化部指令，排演话剧《文成公主》。该剧为著名剧作家田汉所作，在创作中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支持，国内多家院团曾将其搬上舞台，田汉更期望该剧能以藏语呈现。上海戏剧学院成立《文成公主》演出委员会，苏堃亲自挂帅，主管排演事务。经过半年排练，克服诸多困难，1961年冬，《文成公主》在上海成功首演。

1962年3月5日，是上海戏剧学院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苏堃率藏族班师生抵达北京，用藏语向党中央和首都人民汇报演出《文成公主》。3月29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接见演员，给予亲切鼓励。3月31日，苏堃在写给学院党委的信中，充满激情地回忆了周总理接见时对大家的关怀，以及演员们激动不已的场景。

在京两个月间，《文成公主》共演出19场，盛况空前。首都戏剧界知名人士认为，藏语《文成公主》的成功演出，是我国民族戏剧史上的一件大事。《人民日报》《民族团结》《戏剧报》《民族画报》等报刊，纷纷刊登《文成公主》剧照及藏族班教学、生活照片。

5月初，苏堃率藏族班赴西安、兰州巡回演出。在与藏族学员朝夕相处中，他听到许多优美动人的西藏民间传说，其中一则“王子”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激发起他创作改编的欲望。在紧张工作之余，他抽时间写出话剧《杰赛达森》初稿。藏语“杰赛达森”，意为雄狮般勇猛的王子。《杰赛达森》故事情节虽不复杂，却讲述了一个想象丰富、优美动人的传说，凝聚着西藏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勇敢的精神。

双剧赴京再惊四座

1977年，第三届藏族班学员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开启了为期四年的求学生涯。毕业之际，他们献演了由苏堃编剧的藏族神话故事剧《杰赛达森》和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获上海观众好评。

1981年，藏族班受邀再度晋京，演出这两个剧目。苏堃担任学院赴京演出团团长。

5月22日，《杰赛达森》在北京首演，一炮而红。全国政协、国家民委、文化部等单位的领导同志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并接见主要演员，祝贺演出成功。该剧共演出4场，广受好评。

5月29日起，《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京连演17场，轰动首都。邓颖超观看后，称赞：“你们演得很好。”胡耀邦、万里在中南海接见藏族班师生，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藏族班演出再次誉满京华，身为领队的苏堃心如潮涌，不能自已，遂填词《满庭芳》以记盛况：

过眼云烟，京华不到，匆匆二十春秋。《文成公主》，美誉遍神州。又有高原学子，出茅庐更上层楼。携双剧，双双情侣，一喜一悲忧。

一鸣惊四座，满城醉倒，啧啧人稠……

北京演出落幕后，藏族班学员返回西藏，为家乡父老献艺。《杰赛达森》原计划在拉萨只演几场，孰料反响热烈，竟欲停不能，连演一个多月，更有藏族老阿妈连看七八场，痴迷不已。此后，该剧成为西藏话剧团的固定保留剧目，不仅在剧场演，还在广场演，即便没有布景也依然有人观看。此剧何以如此成功？因为“王子”的故事在西藏家喻户晓，犹如汉族地区的“牛郎织女”。当然，由民间传说到舞台精品，也凝聚着编剧、导演、演员等艺术家的心血。《杰赛达森》的成功，再次彰显了苏堃作为剧作家的高超艺术水准。

担任院长期间，苏堃还亲自主导并参与了由文化部和教育部下达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编撰工作。该项目历时28年完成，填补了我国服装史研究和教材领域的空白。

作品不老艺术长青

1984年，为戏剧事业操劳了半个世纪的苏堃退居二线，但他并没有离开舞台，仍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顾问。

离休后，他最大的愿望不是颐养天年，而是继续创作。他说，过去在领导岗位上，公务繁忙，心里虽装着许多题材，却少有时间动笔，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他酝酿着两部剧本，一部写洪泽湖畔根据地的烽火岁月，一部记娃娃剧团里的战斗生活。此外，他还计划利用多年积累的丰富素材，再创作几部戏，之后再转向理论研究。

对故乡河南，他始终怀着深切的眷恋。晚年他拟下计划，要专程回乡，寻一处安静的地方住下来，潜心创作，踏实研究，尽力为家乡的戏剧事业做些实事。

晚年，苏堃回顾自己的一生，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总结：“对革命贡献不大，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工作而已。”

正当戏剧舞台期待着他的新作，家乡人民翘首盼望游子归来之际，1986年1月，苏堃病逝，享年70岁。

苏堃去世后，家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一段话：“生者在日，死者不死。生在生者心中。”这是与他熟悉的一位老作家特意为他题写的，也表达了后人、观众对苏堃的思念。

（该文采写得到河南省文史馆馆员李尊杰的大力支持，苏堃之子李继光审阅稿件并提供图片，谨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