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白

李法白作品

人物简介

李法白（1914—1985），字仲仙，河南周口人，语言学家，与萧士栋、张又铭并称“豫东三杰”。他早年求学于山东大学、中央大学，毕业后深耕教育与语言学研究，执教40余载，先后任教于淮阳师范、河南师范专科学校、郑州师范专科学校、郑州师范学院、郑州大学等多所院校。他治学严谨，教学务实，为人谦和，不仅培养了大批基层教育工作者，还牵头构建了系统化的中文教研体系；在先秦汉语语法、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语言学界有较大影响。

一、贾鲁河畔出俊彦

1914年，李法白出生于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西岸老寨。这片流淌着千年文脉的土地滋养了他温润谦和的品格，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深耕文苑、笃行育人的种子。李法白幼年恰逢乱世，山河动荡，民生凋敝，但家庭的熏陶与邻里的书香让他早早与文字结缘，养成了勤学善思的习惯。

1933年，李法白考入河南开封省立第一高中。彼时的河南教育承清末民初遗绪，省立一高汇聚了一批旧学功底深厚又得新学风气的教师。李法白在此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初步确立了以学问立身的志向。

1936年，李法白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国文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青岛沦陷，山东大学被迫南迁，他因此转入迁至重庆不久的中央大学国文系。彼时，中央大学为国内最高学府，国文系名师云集，学术风气严谨且开放。抗战时期的重庆，物质虽匮乏，但学术薪火不灭。李法白在嘉陵江畔苦读，既精研古籍，亦兼采新学，对古典文学与语言文字学均有涉猎。据张衡石所著《河南省立二师——淮阳师范》记载，在中央大学的求学经历，使李法白兼具旧学功底与新学视野。

大学毕业后，李法白开启40余年的教学生涯。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执教于周口商淮联立中学、豫东中学、四川白沙国立十七中学、河南内乡省立南阳中学。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他随学校辗转于川东、豫西之间，在陋室中讲授国文，于油灯下批改作业。这段颠沛流离的早期教职生涯，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使他深悟教育对于民族存续的意义。

二、烽火课堂传薪火

1943年，李法白回到家乡周口，在河南省立淮阳师范任教。淮阳师范创办于1909年，初名“陈州府初级师范学堂”，1916年更名为“河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3年更名为“河南省立淮阳师范学校”，是河南省最早创办的师范学校之一，被誉为“豫东教师的摇篮”。徐玉诺、李秉德等知名学者曾在该校执教。

平静的教学生活仅维持一年。1944年4月，日寇发动中原战役，淮阳师范被迫由淮阳迁至项城高邱寺（今项城市高寺镇）。高邱寺地处偏僻，校舍简陋，师生们在寺庙内上课，在草棚中住宿。然而，李法白的教学未曾稍懈。他讲授古文，声韵铿锵；指导作文，批阅精详。受中央大学教授的影响，李法白课内主要讲授文言文，课外则指定学生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名家的白话文作品，使学生既于古典中涵养底蕴，又能沐新文学之清风。这种“课内文言、课外白话”的安排，在当时的师范教育中颇具远见。

在淮阳师范执教期间，李法白结识并教导了日后成为全国知名语文教育家的萧士栋。1944年，萧士栋参加淮阳师范入学考试，国文考题为《投考琐记》。萧士栋在作文中直抒胸臆，写下“国难当头求学不易，读书当学以致用，不为个人谋私利”的想法，立意高远，情感真挚，格局开阔，给阅卷老师李法白留下深刻印象。萧士栋被录取后，李法白特意将他请到住处，交流作文立意与构思。一番交谈之后，李法白对这名青年学子赞赏有加，而萧士栋也对学识渊博、谈吐谦和的李法白心生敬意。

李法白担任萧士栋所在班级的国文课老师。他讲学以文史为经、名篇为纬，从《诗经》《楚辞》讲起，及《左传》《史记》，又及汉赋、乐府、六朝散文、唐诗、宋词、元曲，直至明清小说，层层推进，真正做到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趣、导之以法”。据萧士栋回忆，李法白“语言严谨，讲述周密，不加修饰而文理深现；仪态从容，板书工美，不扬声色而感情溢肆”。

彼时国统区白色恐怖弥漫，李法白以课堂为阵地，将家国大义融入文学讲授。他讲授白居易的《琵琶行》，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隐晦地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激发学生对现实弊端的思考；讲解《廉颇蔺相如列传》与《赤壁之战》时，则着重阐扬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重要性，以此唤醒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抗日决心。这种寓教于史、寓情于文的教学方式，不仅传授了文学知识，更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正义感，体现了教育者在特殊历史时期坚守文化阵地、传承民族精神的良苦用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李法白在课堂上即兴演讲，援引杜甫的诗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与学生们共抒浓烈的爱国情怀。

三、诗心文骨见精神

李法白深厚的文学修养，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上，也流露于他创作的诗文中。1944年，他创作《高邱寺晚眺》：“日暮层台上，川原一望遐。烟收林吐月，溪长水下桥。梵籁尘心净，荷风溽暑消。忘情深坐久，村坞一声箫。”此诗写寺院晚景，清幽旷远，既是写景，亦是这位青年教师在乱世中坚守内心澄明的人格写照。其中“梵籁尘心净”，道出了他在艰苦环境中保持精神高洁的追求。

同年，他为项城初中创作校歌，歌词慷慨悲壮，充满救亡图存之气：“放眼神州一片伤心地，祖国的山河啊，惨淡与破碎。大厦难凭一木支，树人难筹百年计。记住我们的仇恨，抑着我们的鲜血，忍着我们的酸泪，茹苦含辛、勿暴勿弃、进德修业，朝夕自励……”这首校歌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尽显一代知识分子以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

1947年7月，学生学业期满，捧着毕业纪念册请李法白题字。他一一认真题写，给萧士栋的题诗为：“自惭学浅昧蹲鸱，三载抗颜作尔师。别后讲坛怜落寞，启予从此仗阿谁？”全诗以自谦起笔，以反问收束，将三年师生情谊浓缩于28字中，体现了教学相长的精神。尤为难得的是，老师不居功自傲，反视学生为可启发自己的知音，这种逆向依恋，比寻常的临别赠言更具人格温度。

1981年，李法白出席郑州市教育工作者30年教龄庆贺大会，口占《喜作四绝句》，其中一首云：“自怜寸草爱春温，乍被阳和念党恩。愿做陶瓯储国器，献身四化志长存……”他以“陶瓯”自喻，谦言自己虽为瓦缶之质，却为国家甘作育才之器，道出老知识分子毕生的心愿。

四、教法精微启后人

李法白的教学，以“精微”二字见长。他不追求表面的热闹，而是在每一个环节上精益求精。

讲经典古文，他从不孤立解读单篇文章，而必探源溯流、融会贯通；讲授《展禽论祀爰居》，则同步介绍《国语》的体例、内容与文学价值；讲解《焦仲卿妻》，则梳理乐府古诗的发展脉络，引用《艳歌行》《河中之水歌》等同类作品，对比分析比兴、铺排等写作手法。许多同事评价他的授课：“懂得文学的人赞他讲课是‘根深叶茂’；反之则说他考据太多，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李法白十分重视基础知识与记忆力训练，提出“要记那些终身受用的东西；不可泛记，免得胸中胀塞如乱麻”。数十年后，他的许多学生仍能背诵当年学过的《北征》《扬州慢》《聊斋志异·自序》等。

在课堂上，他擅长运用“激疑启导”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945年春，讲授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时，他先放手让学生自主疏通文意、梳理文章脉络、提炼核心警句，并分组研讨。待学生充分交流之后，他再进行总结归纳，将文章章法提炼为“以情动之、以德威之、以理服之、以武临之”。当这16字出现在黑板上时，同学们无不享受着“曲径通幽”的欢快，不仅领悟了缀文技法，而且学会了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这种“先放后收”的教学节奏，既尊重学生自主思考，又发挥教师引导作用，教学效果十分显著。

在作文教学上，他坚持多批少改，在眉批、腰批、总批中倾注心血。他曾出即景抒情题目《一犁春雨话农家》，有学生写得不好，他便当面评改，要求重写；又曾出《君子不倡游言论》一题，要求学生从已学文章中选取例证阐发论点。在战火纷飞、上课没有书桌的年代，李法白如此严格的作文训练，完全出于强烈的育人责任感。

他还注重学生的能力训练，每学期组织全校性作文比赛、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和壁报比赛多次，赛制明确，评分公正，形成以赛促学的良好氛围。他虽严以治教，却从不呵斥、怨怒、冷落学生，常亲身示范引导学生。这种“严而不厉”的教风，使学生在敬畏中而生亲近，在亲近中日有进益。

五、教研建制立规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教育事业迎来全新发展阶段。李法白继续留在河南省立淮阳师范任教。1950年夏，他在淮阳参加革命工作，此后至1954年秋，一直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这期间，他为淮阳师范语文教学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影响延续多年。

在教研组建设方面，他与同事坦诚共事，制定一套完整的教研规章：平行班教师必须备课，无教案不许上课；教案必须在上课前一周写就，经组长签字后方能使用；全组每周开一次有准备的教研会议，讨论解决业务疑难问题；每人自选一题进行专题研究，定期向全组作报告。这种小型学术交流，为开展教学科研指路辟径，也使语文教研从随意走向规范。

他十分注重语文课外实践。1951年，他在学校设立“病句诊疗所”，把语文教学与语言应用紧密结合；指导学生收集民歌、谚语、歇后语，汇集成册。1952年，他组织成立12个语文课外活动小组，吸纳200余名学生，定期举办读写讲座、心得交流会，组织演讲、诗歌朗诵和普通话听说比赛，开展错别字纠正测试，举办语文文艺晚会。这些活动将语文学习从课堂延伸到生活，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实践，别开生面。

1953年“红领巾教改”中，他带领全组教师以白话文教改为突破口，探索如何通过语文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全组教师在《教学业务通讯》上发表十多篇论文，受到全省语文教学界的关注。在《分马》示范课上，他援引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原话释题，并设计人物关系表来评价人物，令听课者深为叹服。与此同时，他开始将更多精力倾注于白话文教学研究，教学思想随时代发展不断更新。

教学之外，李法白还承担繁重的社会工作。1951年5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周口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3月，他代表淮阳师范参加淮阳县城关镇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出席淮阳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4年5月，他当选为淮阳县教育工会执行委员。同年秋，他出席河南省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12月，他在郑州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语文科民盟组长。虽事务繁多，他仍坚持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并将各项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

1954年秋，李法白离开深耕十余年的淮阳师范，前往开封师专任教。他离任后，萧士栋接任淮阳师范语文教研组组长。在后续工作中，萧士栋多次坦言，李法白所立教研体系标准高、要求严，自己始终以恩师为榜样，努力传承优良教风。

六、由文入语开新境

离开淮阳后，李法白的学术之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为适应高校中文系教学需要，他转而主攻语言学研究，先后在河南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科、郑州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科、郑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0年春，晋、冀、鲁、豫四省语言组织在天津召开协作会议，他作为河南代表出席。1961年12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此时，他已成为中原地区汉语言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1962年，郑州师范学院并入郑州大学，李法白随之进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工作，与张静、张桁、许梦麟、刘镜芙、柴春华、崔灿等人，共同构成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郑州大学语言学教学的核心力量，推动了郑州大学语言学学科蓬勃发展。

在郑州大学期间，李法白先后担任语言教研室主任、古代汉语研究室主任、语言研究室主任等职务，研究领域集中于先秦汉语语法，尤其关注词头学研究。他曾在选修课上列举先秦文献中的十余个词头，并提出：这些词头应各有作用，只是它们的不同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论断打破了当时语言学界的研究局限，体现了他对汉语史前沿问题的敏锐洞察，也展现了他作为语言学家的严谨与谦逊——承认未知，正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其后，李宇明等语言学学者均从中受启发。

李法白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是与刘镜芙合编的《水浒语词词典》。该词典于198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水浒传》语言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与胡竹安的《水浒词典》、龙潜庵的《宋元语言词典》等一同被视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书词典。这类词典编纂需要穷尽性地梳理原著中的语词，考释其意义与用法，工作量极大。李法白以古稀之年投入此项工作，足见其学术毅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还参与《辞源》修订工作，担任郑州大学《辞源》审稿组组长，不顾体弱，精心审稿，解答青年同志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

七、师道风范昭千秋

李法白一生作风正派，襟怀坦白，生活朴素，谦恭待人，关心集体，团结同志，深受领导和师生敬重。

他从不呵斥、怨怒或冷落学生，而多以自身的言行为范，循循善诱，以诚感人。据萧士栋回忆，即使不喜爱国文课文或国文成绩不佳的学生，听了李老师的课，也会移情动容，从而产生浓厚兴趣。这种以人格感化代替强制压服的教育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润物细无声”的境界。1947年，李法白写给萧士栋的毕业赠诗，是他师道精神的集中体现，打破了传统师道尊严的居高临下，展现出教学相长、平等切磋的学术品格。

李法白的教学理念，核心在于“激疑启导”与能力训练。他不满足于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举一反三。他创立的“病句诊疗所”、课外活动小组以及各类比赛制度，都是为了将语文学习从课堂延伸到生活，注重日常积淀与实践运用。他对基础训练的重视，也体现出老一辈教育家的扎实学风：要求背诵终身受用的内容，反对胸中胀塞如乱麻的泛记；在作文批改上，坚持多批少改，于眉批、腰批、总批中倾注心血。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八、晚岁壮心终不悔

年届古稀，李法白体弱多病，却壮心未已，意志弥坚。1978年冬，萧士栋到郑州看望阔别20年的恩师。李法白激动得老泪纵横，拉着萧士栋的手，面向北京方向，感念党中央，祝贺学生重返教坛。这一幕，既见师生情谊之深，亦彰显李法白对时代变革的由衷拥护。

1983年4月，萧士栋与同窗贺金鼎出席河南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去看望李法白。此时，李法白已双足浮肿，面色萎黄，体力不济，老态尽显。交谈中萧士栋得知，李法白除教书外，前几年参与《辞源》修订，后又编著《〈水浒〉辞典》，过度消耗了身体。探望结束分手时，即便行动不便，李法白仍坚持下楼相送，步履蹒跚却态度坚决。

病重期间，李法白依旧心系教研室事务，询问教研室每位同志的情况，并为教研室建设提出很有见地的设想。在起坐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仍认真负责地指导郑州大学中文系八一级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逝世前一个星期，他还在与人讨论《〈水浒〉辞典》的定稿意见。临终前，他留下诗句：“授业拼将心力瘁，深知经国此攸关。”此14字，可谓他一生献身教育的绝笔。

1985年8月22日晚10时，李法白因患癌症，在郑州大学病逝，享年71岁。

九、薪火相传存风骨

李法白辞世后，淮阳师范一众受教于他、识得他的学子，莫不悲恸惋惜，追忆其学识风骨，久久难以释怀。

1985年8月26日，郑州大学为李法白举行追悼会，萧士栋、封书芸、何肇中、于锦德、黄伟、衡藏珍等周口师生专程前往，向遗体作最后告别。萧士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李老师虽已辞世，他的道德文章却影响广远。扎扎实实地教书，勤勤恳恳地治学，规规矩矩地做事，正正派派地为人——这些是为师之范，是李老师一贯的表现。

在周口教育史上，李法白在淮阳师范的十余年具有深远影响。他建立的教研制度、组织的课外活动、培养的学生骨干，为后来淮阳师范乃至豫东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豫东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与萧士栋、张又铭并称“豫东三杰”。这一称号，既是对他们学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那一代教育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中坚守文化薪火的精神礼赞。

从贾鲁河畔到嘉陵江边，从项城高邱寺到郑州大学，李法白用71年的人生，诠释了何谓“愿做陶瓯储国器”。他的道德文章，将长久地留在周口文化的记忆之中，激励后人在人生道路上奋斗不息。

（本版图片由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帅提供，文章内容经其审阅核定，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