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梅

唐克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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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党“必争”“必保”狭小水东？为什么四任地（特）委书记壮烈殉国？为什么这处根据地的部队有双重番号？为什么会有“水上抗日根据地”之称？为什么“新四军的团长拉犁种地”？

为什么“进了三十团活不过大半年”？为什么“有种就进三十团”？

为什么水东抗战能8年红旗不倒？

水东武装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宛如人民军队的一个缩影，蕴含着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制胜“密码”。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望水东烽火岁月，与革命英烈“对话”，读懂水东，读懂水东武装，读懂人民军队。

王其梅重返水东

聚台岗部队扎根

水东地委组织部部长张剑石奉命打通水东地区与新四军、豫皖苏边区党委的联系。他徒步千里，冲破重重封锁，最终见到了陈毅、邓子恢、彭雪枫等首长。首长们明确指示：“隐蔽休整，积蓄力量，静待战略反攻时机……”

为加强水东地区领导力量，1941年5月，上级派遣王其梅重返水东，主持全面工作。王其梅再返水东时，化装潜行，仅带两三名随员。此时，水东我党武装仅有600余人，等待他的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王其梅抵达杞县西南的苗那村后，第一时间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直指过往弊病：“我们必须纠正单纯依赖作战、四处流动的流寇主义倾向，确立长期坚守敌后的稳定斗争路线。”

随后，水东地区成立党政军委员会，王其梅任书记，统筹全区军政事务。委员会决议重建独立团，马玉堂任团长，王其梅兼任政委，王广文任副团长。

独立团重建后，通过各种方式提振士气，同时重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他们同疯狂进犯的敌人展开激战，打开了水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濒临失守的水东抗日根据地有了新的转机。

1941年7月，王其梅率领独立团在杞县南寨与敌激战，右手中弹受伤，鲜血淋漓。警卫员央求他下火线包扎，他执意不肯，继续指挥战斗，鲜血染红了衣袖。警卫员见他流血过多，强行拉他下火线，他发火说：“再拉我，枪毙你！战斗这么紧张，我怎么能受点伤就离开！”战斗结束后，卫生员为他清理包扎伤口时，王其梅痛得满头大汗，却始终一声未吭，连在场医务人员都对他钦佩不已。此事流传开来，许多人将他比作“刮骨疗毒”的关公。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部队击破了“新四军已被消灭完了”的谣言，打击了敌、伪、顽、匪的嚣张气焰，水东斗争形势大为好转，各县地方武装也有了起色。

然而，此前由于忽视抗日根据地建设，部队和党政机关一直处于游击状态，水东地区党组织尚不健全，有的还没有恢复活动；部队也要扩军、训练，需要一处安定的根据地。

为此，王其梅与水东党政军委员会决定，加强政权建设，寻找稳定的根据地，目标锁定太康县的聚台岗村。

聚台岗村位于太康县城西北，与杞县相邻，地势较高，当年黄河泛滥时未被淹没，四面环水，易守难攻。

1941年7月，王其梅率水东党政军机关进驻聚台岗，建立水上抗日根据地，在此开展工作一年有余。其间，水东党政军机关大力整军练兵，开办党员培训班、青年抗日训练班、船民训练班，建立修械所、被服厂、后方医院等，并成立水东地区政权——水东联防办事处，标志着水东抗日根据地建设迈上新台阶。

聚台岗地势险要，素有“水上宝岛”之称。因环境依赖舟船，独立团组织群众打造并购买船只十余艘，由五六十名船员组成一支运输船队，每船配有四五名船员和一名船长。船队为突击敌人、转移部队、运送粮草、护送情报立下汗马功劳。

1941年深秋，水东地下党组织为根据地筹集一批粮食，藏于高贤集南门一户农民家中。情报送到聚台岗后，王其梅召集领导干部开会，研究接运方案，并决定趁机拔掉日伪军设在高贤的据点。当晚，船队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王其梅亲自指挥。三更后，王其梅率部攻打北门，南门同时响起枪声。北门攻破后，部队与日伪军交火；攻打南门的战士也冲进来，南北夹击，日伪军阵脚大乱。激战中，日伪军死伤数人，余者不敢再战，逃回太康县城。天亮时分，高贤日伪据点被拔除，船队载着粮食与战利品凯旋。

高贤日伪据点被拔掉后，驻太康的日军更为恼火，派出大批日伪军，带两艘汽划子向根据地扑来。我军即刻吹响号角，让群众隐蔽起来，并全体严阵以待。王其梅和几位主要领导手持望远镜，登高指挥。敌船分别从村南、村北逼近，刚进入射击圈，王其梅便下令开火。南台上的土枪炮火从城垛中喷射而出，敌船仓皇掉头。开往村北的敌船，也被北岗上隐蔽的战士用迫击炮打得团团转。日伪两船联系后，改向村东驶来，却再次遭到猛烈打击，最终狼狈逃离……聚台岗水上根据地，一时间成为水东不可攻破的堡垒。

1942年4月，聚台岗开办水东抗日中学，王其梅任校长并亲自授课。抗日中学虽面积狭小、设施简陋，却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批有志青年在这里接受党组织培养，成长为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的骨干力量，部分同志还被送往延安抗大深造。

在聚台岗的一年零两个月，王其梅率领独立团在人少力弱的情况下，凭借天然险要环境，赢得宝贵的休整与发展时机，逐步壮大自身力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彻底扭转了水东地区的被动局面。

根据地双重番号

独立团粉碎“扫荡”

水东根据地距洪泽湖畔的新四军第四师驻地千里之遥，而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相对较近。1941年年中，水东独立团副团长王广文、政治处主任马一鸣北上冀鲁豫边区，向冀鲁豫军区建议，将水东独立团改由八路军领导。同年12月，王其梅又和王广文等人突破陇海铁路封锁线，向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汇报工作。

1941年12月，中央根据冀鲁豫军区请示，结合水东地区孤悬敌后的现状，决定将水东地区划归冀鲁豫军区代管，但本地武装仍保留新四军原有番号，由此形成了全国罕见的“八路军代管新四军部队”特殊建制。水东抗日根据地也成为我党唯一同时拥有新四军、八路军双重番号的敌后根据地。

1942年1月，独立团团长马玉堂赴延安学习，途经平汉铁路封锁线时遭遇敌军伏击，壮烈牺牲。之后，林耀斌接任独立团团长。

水东抗日局面日益好转，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敌人却恨之入骨。

1942年秋，日伪军对水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多次“扫荡”，叫嚣要以十倍兵力将共产党、独立团赶出水东。国民党十二专署顽军头子薛剑光纠集薛汝梅、张鹏先、侯殿卿、丁建华、田树恩等部数千人，对水东党政军机关发动偷袭。王其梅被迫率部撤出聚台岗，转移到杞北。顽军肆无忌惮，继续多次袭击抗日武装。独立团忍无可忍，决定反击。9月24日，王其梅率独立团和杞北大队，在赵寨、何寨击溃薛汝梅、田树恩二部，接着又袭击薛汝梅散兵集合场，打伤薛汝梅一条腿，并在孙富寨歼灭田树恩一个中队。10月初，独立团挥师南下，在王其梅和林耀斌指挥下，于杞南蔡固击毙张鹏先部数百人。至此，顽军退回黄泛区，水东抗日武装夺回被顽军占领的全部地区。

从1941年5月到1942年年底，一年多时间里，水东地区军民在远离上级领导，处于日、伪、顽、匪夹击的艰难环境中，于狭小三角地带坚持斗争，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发动群众、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抗日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建立起人民政权，战胜灾荒，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军进攻，安定社会秩序。水东根据地充分发挥了联结华北与华中交通联络的桥梁作用。冀鲁豫军区在给上级汇报工作的电报中，曾对王其梅在水东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王坚持水东斗争有很大成绩，是党的好干部。”

长期紧张的工作与频繁作战，使王其梅积劳成疾。1942年11月，组织决定让他到鲁西南治病，后去延安学习。

1942年12月，水东地区正式划归冀鲁豫军区领导，部队仍使用新四军番号。

唐克威水东“开荒”

铁底河壮烈殉国

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对水东抗战提出明确要求，“水东地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是以后反攻的战略基地，应加强党对这个地区的领导”。

如何打开水东抗战新局面，确保红旗不倒、高高飘扬？冀鲁豫军区领导经过考察、筛选，最终选定唐克威担此重任。

唐克威原名徐德乾，曾为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1938年年初，党组织选派他进入延安抗大深造。“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奔赴抗战最前线！”同年6月，唐克威主动请缨，前往华北敌后战场。他先后担任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兼八路军东进纵队驻濮阳办事处主任，冀鲁豫八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作风硬朗，敢啃硬骨头，善于攻坚克难、打开局面，被誉为“开荒干部”。

1942年年末，党组织决定由唐克威任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扛起水东抗战大旗。他毫不犹豫，慨然受命。

1943年1月6日，唐克威率数十名党政军干部，经过一夜急行军，于7日拂晓抵达水东。到达根据地后，他精力充沛，迅速投入工作，全面摸排敌情、民情，逐一与干部谈心交流，很快掌握了整体情况。随即，他在杞县谷熟岗召开地委、独立团及各县党政领导扩大会议，传达了刘少奇指示和冀鲁豫边区党委的要求。与会人员深受鼓舞，响亮喊出“誓与水东共存亡”的战斗口号。

谷熟岗会议决定采取分散游击、缩小目标的策略，充分发动群众，粉碎敌人“扫荡”。会议尚未结束，地下党组织即传来情报：日伪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对水东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

为避开敌军主力锋芒，会议作出部署：地委机关与独立团兵分多路，分赴杞南、杞北、杞通边区隐蔽。唐克威与团长林耀斌、组织部部长张剑石带领地委机关、团部及四连留守杞南。

1943年2月1日凌晨，唐克威率部抵达杞县东南常营村。队伍刚安顿好，侦察兵即火速来报：大批日寇乘汽车直扑常营村而来。

唐克威、林耀斌当即下令转移，二人登上寨墙西北角观察敌情，只见大批日伪军汽车从西、北两面合围村庄，形势危急。二人迅速敲定突围方案：先安排张剑石等人化装分散撤离，其余人员伺机分批转移。

唐克威返回团部组织突围，部队冲出村寨后不久便被敌察觉。混战中，林耀斌与部分指战员被日寇骑兵冲散，唐克威身边兵力越来越少，只能策马向南撤退。随行警卫也被敌人冲散，他孤身一人继续突围。

正午12时，唐克威撤至太康龙曲镇郑寨村铁底河畔。渡河途中，马陷淤泥，不能前行。唐克威一边举枪还击，一边撕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打着打着，唐克威停了下来，枪中仅剩一颗子弹了。为免遭被俘受辱，唐克威毅然饮弹自尽，年仅30岁。

从抵达水东到壮烈牺牲，不足一个月，他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1938年到1943年，短短五年间，水东抗日根据地先后痛失沈东平、马庆华、韩达生、唐克威四位特（地）委书记。在残酷的抗战岁月中，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一座座丰碑。

敌人分割根据地

军民斗争保实力

唐克威牺牲后，冀鲁豫军区紧急调整水东领导班子：1943年3月，李中一调任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张刚剑接任独立团团长。

新一届地委班子，新一任独立团首长，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

进入1943年，水东斗争形势更为错综复杂。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防御后，为巩固华北、华中“后方”，加紧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水东地区频繁“清乡”“扫荡”。其中10月中旬一次近千人大规模的“扫荡”，给水东军民造成惨重损失。

日军对国民党军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专员侯殿卿部1700余人于1943年6月初投降日寇，被改编为伪军，部署于杞西北大白邱一带。水东地区原有敌据点150余处，又新增三四十处，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减三分之一。敌人推行“分割”战术，修筑多条公路，将水东抗日根据地割裂为杞西北、杞东北、杞南、杞通陈、睢杞太等五六块区域，独立团能够活动的村庄也大幅减少。

驻黄泛区的国民党顽军在“反共”“溶共”总原则下，倚仗有利地形，不时窜入根据地抢掠，并虚张“抗日”声势，引来日军对水东中心区再度“扫荡”。

面对日、伪、顽多方夹击的严峻态势，水东抗日军民遵照上级指示，密切关注敌我形势变化，灵活掌握对敌斗争策略，一方面隐蔽发展自身力量，一方面削弱敌人的力量，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水东敌工委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开展对敌伪的争取与瓦解工作。例如，给他们写信，警告其勿死心塌地跟着日军干，要为自己留后路；对每次战斗中被俘人员，注重优待与耐心教育，使其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再释放回去充当宣传员或联络员。特殊情况下，水东敌工委还派人打入敌人内部，直接开展分化瓦解工作。

生产自救战灾荒

团长拉犁又种地

1941年、1942年，水东大旱，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至1943年春，群众生活已极端困难。村里家家关门闭户，路边常见倒毙的尸体，“纵横百里之内，不闻鸡鸣犬吠之声；数百处村庄，没有了人烟”。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狗，人吃人，死了无人埋”的现象。

我党政军人员多数时间靠吃糠咽菜维持生活。一位干部在日记里写道：“荒庄又荒庄，杞通度时光。敌我顽杂处，一夕几搬房。派饭群众家，薯叶拌谷糠。数日不一饱，战斗任务忙。”

水东军民一边应对残酷的对敌斗争，一边与严重的自然灾害抗争。

水东地委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放贷款，向地主借粮，到敌占区征粮，多措并举，共渡饥荒。

到敌占区征粮是缓解根据地粮荒的有效办法。起初，只需派出一个排兵力，便能从汉奸、地主处征得余粮。后来汉奸、地主勾结日伪军，并组织武装进行抵制。为此，独立团事先做好调查，部署兵力，分设警戒打援、宣传动员、办理筹粮手续和运输返回等各组，像打仗一样突击行动，才能弄回粮食来。

如同延安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水东根据地党组织号召大家开垦荒地，生产自救。黄河水退后，露出大片河套荒地。独立团干部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以对敌人作战的劲头投入开荒工作。老红军、独立团团长张刚剑赤背光脚，顶着烈日带头拉犁耙。部队热火朝天干了半个月，将驻地附近4200亩柳蒿丛地开垦为良田，还把群众逃荒后留下的土地开垦了2万多亩。这些开垦出来的耕地，后来都移交给了返乡的群众。

独立团为百姓开荒种地的事迹在当地传为美谈。群众编出顺口溜：“汉奸的营长看戏，共产党的团长拉犁种地。”杞县一位老翁在墙上题诗：过荒庄又过荒庄，不打仗就开荒，打平地面百姓住，开垦荒地人民昌。四军功劳泰山重，好比当年一禹王。

初夏，小麦成熟，丰收在望。百姓期盼颗粒归仓，敌人却蓄谋抢粮。独立团组织力量帮助群众突击收割，全力保卫麦收，提出“快收、快打、快藏，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独立团与入侵抢粮之敌激战数起，确保百姓的保命粮没有损失。

真是多灾多难。入秋，正当禾苗生长旺盛时，又发生蝗虫灾害。大批蝗虫铺天盖地飞来，吃光一片片庄稼。党政军民齐动员，日夜扑打蝗虫。

水东独立团没有建立后勤供应机构，部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派饭。村主任将指战员分到各家各户，一个班要分三四家。团里干部战士多是水东本地人，群众也早已习惯为子弟兵做饭。部队规定碰到啥就吃啥，但群众尽量做好的给同志们吃。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坚决做到“有黑馍不吃白馍，有碎馍不吃整馍”“离开时打满水缸，打扫院子”。干部战士心甘情愿以树叶、棉籽、粗糠充饥，还把榨过花生油的饼子作为最好的食品，留给伤病员和老年人。后来上级发给部队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大家也自愿匀出二两给群众食用。有时部队到一个村子，便用大锅熬稀粥赈济灾民，共克时艰。

伤病员的救治更难保证。独立团后方医院条件十分简陋，真正懂医疗技术的医生寥寥无几。因环境艰苦、战斗频繁、缺医少药，每次战斗后伤员安置都是一大难题。独立团不得不在村内挖地洞，利用红薯窖、旧坟墓，或在野地做假坟、在高粱地里搭帐篷，用种种办法隐蔽伤员，并派警卫保护，医生巡回治疗。药物和医疗器材，既有战斗中缴获的，也有派人到敌占区购买的，还有土法自制的。部分伤员被安置在群众家中，群众视他们为亲人，精心照料。危急时刻，妇女充当妻子，老人充当父母，以生命掩护伤员安全。

当时，水、旱、蝗、汤（国民党河南省军政长官汤恩伯）被称为中州“四害”，河南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煎熬。水东独立团与群众团结协力抗灾，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根据地由此得到巩固和发展，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抗日政府更加信赖。军队与群众同甘共苦，正是弱小的水东党政军力量在强大敌人包围下能够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挺过一关又一关，抗战大旗始终飘扬在水东上空，成为艰苦岁月里军民心中不落的希望。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