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亲笔书写的两件书名墨迹。

10月9日下午3时，突然从微信上看到楼宇烈先生的侄女楼朋竹发来的楼宇烈先生于10月9日凌晨辞世的信息，我心里不禁一震，一股强烈的惋惜与怀念之情充满了心胸。

楼宇烈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佛学家。他一生恪守学者品格，笔耕不辍，对青年人倡导“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的为人处世观念。晚年倾心于京剧、古琴、书法、茶道，一生大雅宏达。

我与楼宇烈先生有过一面之缘。这一面之缘，令我永世不忘。

张伯驹先生的女儿张传綵是我的表姐，我喊张传綵大姐的丈夫楼宇栋为大哥，而楼宇烈正是楼宇栋的弟弟，小楼宇栋5岁，这样，我就称楼宇烈为二哥。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楼宇烈先生对张伯驹先生的一片深情，以及对我研究张伯驹的关切、支持与鼓励。

2020年9月下旬，我和张伯驹研究中心的同仁去北京采访楼宇烈先生和张伯驹的学生冯统一、薛永年等。

那天上午，楼朋竹带我们去楼宇烈先生家。朋竹说他住在黑龙潭，在北京郊区。果然，车子行驶在寥落、清寂的郊外公路上，窗外连绵的山峦被淡淡的云雾笼罩，山呈黛色，没有太阳，四望苍然，烟云树影，云天一色，预示着“黑龙潭”的神秘莫测，一派秋高气肃的景象。

车子终于在一个小区停下，朋竹带我们来到一栋楼前，楼很普通，看来已有些年份。楼宇烈先生和夫人奚延玲已在等候我们。楼先生略显消瘦，带着病后初愈的神态。他戴着眼镜，动作沉稳得体。而我第一眼的印象则是他与其兄楼宇栋很像，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气度。

还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楼先生的书房。那是一个阔大的长方形房间，足有普通家庭客厅的数倍之大。一眼望去，四面墙紧贴着密集的书柜，竟无间隙。其间的书多是线装古书，盛在蓝色布面书匣中，古色古香，让人肃然起敬。但是书房的一头，就略显杂乱了，桌边地板上也堆满了书，书桌很普通，不是那种宽大阔气的老板桌，更没有豪华的沙发，只有几张普通的木质椅凳。

楼先生招呼我们坐下，我看到先生书桌上有一张不大的宣纸，上面用毛笔书写着“兰香满堂书为友，竹影一窗月作邻”字样。楼先生看我注意到这张字联，就说：“随意写的，不成样子，消遣罢了。”但这正是一位老年学者病后休养的心态啊，很符合先生书房的环境。

谈话间，楼先生说道：“恩岭先生，你对张伯驹研究很用功啊，楼宇栋介绍过你，你写的《张伯驹传》《张伯驹词传》我都看了。这两部书写得实在，写得贴切。特别是《张伯驹词传》看着很有味儿，你把张伯驹的处境、心态理解透了，张伯驹的词的确好，书印得不错，挺大气的。”我闻听先生夸奖，顿时局促起来，说：“哪里，我就是实事求是，不把张伯驹写成传奇的人物。”

楼先生说：“对，我看重的就是这一点，不要把张伯驹写得处处传奇，一个人物被传奇化了，就成了人们欣赏、戏说的谈资了，就冲淡了那种严肃的敬仰之感。”

楼先生一席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楼先生又问：“你现在还在写吗？写的什么书？”

我答：“我在写两本书。一本是《张伯驹与文化名人》，也就是‘张伯驹的朋友圈’；另一本是《张伯驹散论》，是将我已经发表的论文和以后要写的论文，编成一个集子。”

楼先生说：“不简单，不简单，很费力的。”

我说：“哪里啊。对了，您和夫人结缘的故事我已听欧阳中石先生说过，已经写到书里了，就是《张伯驹与文化名人》这本书。”楼先生听后哈哈大笑，神态顿时轻松，聊起家常来，说道：“是的，我和延玲的婚事就是欧阳中石先生牵的线，奚啸伯先生是著名的京剧大家，一生很不容易。欧阳中石就是奚啸伯的学生，这就是人生机缘啊。我哥哥是张伯驹的女婿，这样我和张伯驹先生就成了亲戚，我很敬重张伯驹先生，也很支持你研究张伯驹。”

听了楼先生的话，我心中一动，脱口说道：“好啊，楼先生，我想请您为我写的书题写书名，可以吗？”楼先生问道：“什么书名？”我说：“就是《张伯驹与文化名人》和《张伯驹散论》。”楼先生听后没有丝毫迟疑，说：“可以，你把书名写下来，我慢慢写，写好后让朋竹寄给你。”

想不到楼先生这样爽快，他与欧阳中石先生、冯其庸先生、张牧石先生、周汝昌先生一样，凡是能为张伯驹研究出力的地方，都是毫不犹豫的。

拜访楼先生返回的一个多月后，楼朋竹就寄来了楼宇烈亲笔书写的两件书名墨迹。

手捧楼先生题写的书名，我心中不禁充满感慨与感激之情。这两件书名墨迹，不仅字写得认真，还规规正正地钤印上他的印章，一个病后初愈的老者，还是这样一丝不苟，这就是他一生的精神！

2024年8月，《张伯驹与文化名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立即给楼宇烈先生寄去数部，以示深深的谢意，想来，楼先生也会感到欣慰的。

而另一部《张伯驹散论》尚在编辑之中。而先生已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