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的《红毹纪梦诗注》自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文体与珍贵的史料价值，成为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文献。这部以177首七绝辅以详注的力作，不仅是一位亲历者的观剧实录，更是一部以诗写就的京剧信史。就时人与后人对它的评价而言，可以说经历了从“艺苑轶闻”到“文化瑰宝”的认识深化过程。

《红毹纪梦诗注》在1978年由香港中华书局首版，十年后的1988年，才得以在北京宝文堂出版。此前可谓是“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此书甫一面世，便让张伯驹的友朋同道认识到了其非同凡响的价值。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吴小如，1982年8月初次读到《红毹纪梦诗注》，便称此书“个中多梨园史料，足以传世”，并依据《红毹纪梦诗注》，写出了3万余字的《读〈红毹纪梦诗注〉随笔》。后来，病中的吴小如“听到（张伯驹）先生病逝的消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由于不克亲唁，便郑重地写挽联一副，联云：丛菊遗馨，诗纪红毹真一梦；碧纱笼句，词传綵笔足千秋。上联指先生所著《红毹纪梦诗注》，是京剧重要史料，下联指先生倚声之学足以不朽。而上下联之首字，则先生之别号也”。他认为，张伯驹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保存了大量第一手京剧史料，是功在千秋的不朽之作。如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艺术家的表演细节，此书多有描述。书中所载戏班规矩、演出习俗，更是社会史研究的珍贵材料。吴小如特别强调了该书在表演艺术传承与社会史研究方面的双重价值。

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红毹纪梦诗注》的价值得到了更为系统地发掘。戏剧评论家翁偶虹对张伯驹的《红毹纪梦诗注》评价是：“以史带艺，以艺补史，互为皈依地以诗概之。概之不足，附之以注。”“把生平所见、所闻、所学、所演的京剧艺术，纪之以诗，托之于梦，完成一部艺、史、诗综合欣赏的好书。”其点明了张伯驹“互为皈依”“以诗概之”“概之不足，附之以注”的写作手法和独特视角，使得《红毹纪梦诗注》超越了单纯的舞台演技记录，达到了“艺、史、诗综合欣赏”的高度。

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给予《红毹纪梦诗注》的评价是：“另具一格，虽如信手拈来，却非游戏之作，而是一部京剧诗史。”他在为宝文堂版《红毹纪梦诗注》所作序一中写道：“伯驹先生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的不凡成就……他求师访友，移樽就教，得到许多当代名伶的真传；文武昆乱不挡，能戏甚多……”由此可见，《红毹纪梦诗注》绝不是普通的戏曲杂记，而是以诗存史，把民国以来京剧界的掌故、梨园雅集的往事都以诗加注的形式留存下来，兼具文学性与史料价值，是延续中国传统艺文脉络的重要作品。

著名学者欧阳中石先生在宝文堂版《红毹纪梦诗注》序二中，发自肺腑地写道：“《红毹纪梦诗注》开始写起之后，一首甫成，便召余往，为余亦咏亦讲，他论之侃侃，而我听之津津，今日想起，实是生也有幸缘福独厚也。”

海外汉学家也对《红毹纪梦诗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少人从比较文学角度，揭示张伯驹诗注在文体上的创造性贡献，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东亚文化传统中进行考量，认为张伯驹通过诗歌与注释的双重叙事，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文人“诗话”“词话”的传统，为表演艺术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新模式。这种文体实验在东亚艺术史中具有创新意义。

进入21世纪，《红毹纪梦诗注》的价值愈发凸显。张伯驹研究专家张恩岭在《张伯驹十五讲》中说：“这部书是张伯驹回忆自己自7岁以后所看京剧和其他地方戏的情形，以及自己所演戏曲的心得，可说是从看戏、学戏，到演戏、论戏，记剧坛掌故、剧人动态，兼及社会百态的可读性很强的一部书，每首诗的语言都明白晓畅，具有以韵语记常事的特点，每首诗下都附有或详或简的注释，这注释堪称一段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或议论风生的小品文……”张恩岭的评论揭示了《红毹纪梦诗注》的深层价值——不仅记录了京剧艺术本身，更记录了京剧与文化生态的互动，为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独特窗口。张恩岭在《红毹寄梦意无穷》中写张伯驹在京剧发展史上的贡献时，引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的一句话，说得更直白、更干脆：“在近代历史上，没有著名戏剧家张伯驹等人的建树和努力，就没有当代京剧的辉煌。”

《红毹纪梦诗注》成功地打破了史学、文学与艺术研究的壁垒，以一种高度个人化又极具普适性的方式，保存了京剧鼎盛时期最精微的艺术记录，是后世研究者无法绕过的权威资料。在文体学层面，它创造并完美实践了“诗注体”这一戏曲评述范式，为如何富有情韵地书写戏剧历史提供了典范。在美学与文化学层面，它系统地阐述了以“音韵”为基础、以“书卷气”为宗旨的文人戏曲观，并以其深沉的文化守望精神，触动了所有关心中国传统戏剧命运者的心弦。

正如张伯驹曾言：“不知旧日物，则决不能言新。”《红毹纪梦诗注》正是他对“旧日物”最深情的留恋与最坚实的守护。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传统，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流动在血液中的记忆，是能够被反复讲述和激活的“梦”。这部奇书，不仅属于京剧史，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以博雅的胸怀与坚韧的温情，永远地定格了那片“红毹”上的辉煌与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