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时节，棉桃慢慢撑裂青褐的外壳，一团团白棉絮次第绽开，整片田野铺成白茫茫一片，正是豫东大地摘棉花的繁忙时节。棉花收购站内机声隆隆、人声鼎沸；收购站门前，一辆辆架子车上，鼓鼓的被单包袱、鱼鳞编织袋盛满棉花，车辆首尾相接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尽头。这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豫东乡间卖棉花最真实的光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老家扶沟尚处于生产队时期，已率先试验棉花营养钵栽培。待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这项技术逐步普及，家家户户都熟练掌握了这套种植技艺。当年乡间流传着顺口溜：“不打铃，不敲

彼时乡村道路两旁的墙上，“要发家，种棉花”“麦棉双丰收，日子不用愁”的标语随处可见，棉花种植面积随之迎来快速增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家除去小块自留地、零星荒地，余下的七亩多地，全都种上了棉花。“夏季一坡麦，秋季一坡棉”，正是当年扶沟大地最真切的写照。

清明过后，棉花育苗打“营养钵”便陆续开始。在地头整理出宽一米五、深十五公分、长度依地块而定的营养钵苗池；把从苗池清出的土掺入农家肥，加水拌匀，再用制钵器打成茶杯大小的营养钵，整齐摆放在苗床内。在每个营养钵中间的窝眼里播下两三粒棉籽，覆上两公分厚的细土，浇一遍透水，插上竹弓搭成拱棚，再覆盖塑料薄膜，棉花育苗这道工序才算完成。

到了立夏时节，棉苗长出两三片真叶，便可移栽。此时小麦正值灌浆期，人们在麦田预留的棉行里运送苗钵、弯腰定植、挑水浇灌定根水，这也是当年最为繁重辛苦的农活之一。比棉花移栽更为艰辛的，是给棉花喷施农药。即便时隔多年，回想起那段劳作经历，依旧令人心有余悸。打药多选择晴热天气，便于药液附着在棉叶上，提升防虫效果。防治棉铃虫时，棉花已长至齐胸高度，又恰逢闷热的中伏天。背上三四十斤装有氧化乐果药液的药桶，打完一桶药，前胸后背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

待到金秋时节，便进入棉花采摘期。棉花需分次逐棵采摘，费时又费力，整个采摘周期持续一个多月，一季棉花从播种到收获的劳作才算收尾。

农民之所以能熟练掌握整套棉花种植技术，源于大家渴求科学植棉的迫切心愿。农大毕业生刘凤理凭借精湛的植棉技术，被扶沟农民尊称为“活财神”。各村争相邀请他上门指导技术，甚至出现“抢财神”“抢徒弟”的景象。正是这股争相学技术的热潮，推动全县植棉技术整体提升，棉花产量大幅增长，扶沟也由此跻身全国十大产棉县。依据这段真实事迹，原新华社社长穆青与记者周原专程到扶沟实地采访，联合采写通讯《抢财神》，稿件经新华社刊发后，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秋日，家里晒干、拣净的棉花堆满了堂屋。那年我师范毕业已参加工作，恰逢学校放秋忙假，便跟着乡邻前往县棉花收购站售卖棉花。头天晚上，我们把棉花装进编织袋，缝成两个大包；剩余的棉花铺在床单上，系紧四角打成一个大包袱。为赶早排队交售，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便动身赶路。

行至县城西关，距离收购站还有数里路，远远望见满载棉花的架子车排成长龙，起初还以为只是普通堵车。邻居停下车上前查

看，回来时神色沮丧：“队伍排了三四里地，能赶在天黑前卖掉就不错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跟着排队等候。棉花是农户一年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庄稼人一整年的期盼。那时候，无论孩子想要新鞋、头巾，还是家里添置家什，长辈们常说一句话：“等卖了棉花就买。”

排队的架子车缓缓挪动，慢得如同蜗牛爬行，个把小时才往前挪十几米，越靠近收购站，行进越是迟缓。队伍里，有人因插队争执不休，也有人托收购站熟人靠前插队。临近傍晚收购站即将下班时，我们的车子才挪到能望见收购站大门的位置。入夜，有人带了席子铺在车下，盖上床单就地过夜。我没有准备任何铺盖，只得卸下棉花包袱，靠着包袱勉强熬过一夜。

第二天将近晌午，棉花车才好不容易挪进收购站。验级员拿着双探头仪器插进棉包，现场气氛瞬间紧绷，我的心怦怦直跳，生怕仪器发出报警声响。一旦报警，便说明棉花潮气超标，收购站不予收购，两天的排队等候便会付诸东流。万幸，仪器并未报警。

验级员随手揪出一把棉花，在筐里摊开查看成色，又拉扯棉绒比对长度，对照标样核定等级。他的一举一动，都紧紧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当年棉花收购共分七级，每相差一级，每斤就差几毛钱，一车棉花算下来能差几十元，众人的心情也随之起落。

验级之后过磅称重，再将棉包扛到后方的棉垛上。直到这时，焦躁的心绪才慢慢平复。七八十斤重的棉包，此刻扛着也觉得轻快了许多，顺着架板，把棉花倒在垛顶。

这还不算结束。拿到结算发票后，还要抓紧去兑付棉花款，几个结算窗口前早已排起长长的队伍。不少人感慨：卖一趟棉花，实在太难！终于，我从窗口接过一叠钞票，还有几块水果糖——当年几分几毛的零头，都是用水果糖抵扣的。大半年起早贪黑的辛劳，两天漫长的排队等候，总算有了结果。手里的钱也顾不上细数，多与少仿佛都不再放在心上。剥开一块糖塞进嘴里，一股甜意漫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