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我通过百度搜索，查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派出所的联系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我拨通电话，希望借助户籍信息，寻找一位阔别半个世纪的故人。接电话的是一位女警官，她态度热情温和，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简单说明了情况，女警官耐心解释：“仅凭电话，我们无法核实您的身份。如果您不清楚对方的家庭住址，也不了解其工作单位变动等情况，能否查到这个人很难说，请您谅解！”简短一通电话后，失望与失落涌上我的心头。我暗自感慨，倘若此事不能如愿，便会成为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事情要从20世纪60年代末说起。那时我在北京卫戍区服役，部队营房设在海淀区清河镇。1970年3月，我被团里抽调到丰台区长辛店师部，奉命制作毛主席诗词镜框。工作间隙，我常去营房外面的百货商场购置日用品。去得多了，一位年轻的女营业员就主动搭话：“同志，以前没见过你，怎么最近总见你来买东西？”一番交谈，我得知她叫赵连荣，21岁，刚从北京商业干校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就这样，我们相识了。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自行车、缝纫机、火柴等很多生活用品都很难买到。我托赵连荣大姐帮忙，为老家购置火柴、火石，再让来队探亲的家属捎回去。物资供应紧张的条件下，赵大姐从不推托，总是有求必应，想方设法帮我办妥。

更让我久久铭记的，是临退伍回乡时的一件往事。我准备回乡结婚，想买一床被面。当时买一床被面需要四张工业券，我们军人每一季度才领到一张，攒够四张要整整一年。我在柜台前徘徊，面露难色。赵大姐看出我的心思，问我是不是想买被面。我如实相告，说工业券不够。她毫不犹豫地说：“你稍等，我去给你拿。”说完她便跑回宿舍，取来工业券，还宽慰我：“以后有困难尽管开口。”她看见我身上已经没有领章帽徽，问道：“真的要退伍了？”我点头，说：“是真的。”临别之时，她叮嘱我：“到家可给我来个信啊！”

这句话，终究没有兑现。退伍回乡后，我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心情低落沮丧，觉得处境窘迫，便羞于同她联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彻底断了音讯。现在回想起来，心中满是愧疚。

人至暮年，怀旧念旧之情愈加浓烈，赵连荣大姐始终是我心头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她在我脑海里时常浮现：齐耳短发，面容和善，说话温柔，待人热情，脸上总带着笑意。算来她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了，如今定是儿孙满堂、生活幸福。

我期盼这篇文章能够刊发，但愿赵大姐能够看到。借此遥送一份祝福，也让我了却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不给余生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