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丽在授课。

今年是我站上讲台的第27个年头，其中21年担任班主任。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不是荣誉证书，而是一笔沉甸甸的“财富”——教育里最有力的武器，从来不是严厉，而是真情。

二十多年里，我走得越久越发现：只有当真情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家校之间静静流淌，这个班才不只是一间教室，更是一个家。

有三个瞬间，至今仍刻在我心里。

第一个瞬间是去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兴冲冲地自掏腰包，花了几百块钱订了个大蛋糕，想给孩子们一个惊喜。刚进教室，一个孩子盯着蛋糕问：“陈老师，你这是用超市积分兑的吧？现在哪还有人自己花钱买蛋糕给别人吃啊？”童言无忌，可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得我透心凉。我们的孩子怎么了？在他们眼里，真心付出竟成了“傻”吗？

第二个瞬间是一次升国旗仪式。我正站在队伍后面，前面一个女生突然脸朝下直直地摔倒，晕了过去。我疯了似的冲过去把她抱在怀里。可让我至今无法释怀的是，在她倒下的时候，周围的同班同学竟没有一个人弯腰查看，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拉她一把。他们就那么站着，眼神里没有同情，没有惊讶，甚至没有好奇。我们的孩子怎么了？难道是我的严格管理，换来了他们对生命的漠视吗？这个解释未免太牵强。

第三个瞬间，是学校的一次集体活动。班里新转来一个孩子，急需一套校服。他的同桌明明有两套，我好言相劝，甚至以老师的身份去“借”，那孩子依然找各种理由拒绝，就是不借。

这三个瞬间，像三记重锤砸在我心上。如果孩子们都这样自私、冷漠，这个班级哪里来的温度？如果教育只教出了成绩，却丢了善良，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必须行动了。我得把孩子们心与心之间的那层冰，一点一点融化。

第一个行动，是把思政课上到孩子心里去。我的办法是把“爱国”这两个字，拆成孩子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语文课上，学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我会问孩子们：“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为谁而读书’的答案？”顺势引导他们立下爱国之志。

第二个行动，就是那次让我至今难忘的家长会。我提前一周布置了特殊作业：给父母写一封“真情告白信”。不规定字数，不要求文采，就写最想对爸妈说的心里话。我还要求每个孩子亲手做一个姓名牌，把信折好放在旁边。

家长会那天，我请家长找到自己孩子的姓名牌，打开那封信，在配乐声中朗诵《我们能拥有孩子多少年》。那些平日里扛着生活重担、轻易不落泪的爸爸们红着眼眶，那些唠叨不停的妈妈们哽咽得说不出话。

从那以后，我们班的家校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家长不再把我当“管束者”，而是当成了“合伙人”。孩子出了状况，家长首先说的是：“老师，我们一起想办法。”

除了这些“大动作”，我还有一个用了很多年的“笨办法”——“解忧杂货铺”。通过这个方法，我看到了两类孩子。

一类是“向日葵型”。他们阳光外向，心里藏不住事，课间追着我喊：“老师，有人踩了我一脚！”“老师，有人在厕所玩水！”对于他们，我选择即时倾听、就地化解。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报告”不是为了告状，而是渴望被看见。我的耐心回应，就是在告诉他们：你的世界，老师在意。

另一类是“含羞草型”。他们敏感内向，受了委屈只会自己默默承受。你越当众问他，他越把头埋进臂弯里。对于他们，我把倾听的阵地从闹哄哄的走廊，转移到了安静的作业本上。孩子们的作业本从此有了两个功能：上面一半，写的是知识；下面一半，藏的是心事。

如果说当老师这二十几年，有什么东西是我觉得最沉、最值、最舍不得放下的，那一定是一届届孩子送给我的手抄诗集和成长纪念册。

当我批改作业，看到孩子在作业后面写下“陈老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温暖”时，当我看到成长纪念册中的小娃娃长成少年模样时——我突然觉得，我拥有的，是一颗颗赤诚的心。我守护的，是一个个正在拔节生长的生命。（田家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