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大板桥的百年低语

崔中玉

在周口,贾鲁河上的大板桥与二板桥,总裹着几层说不清的故事。无论其初建位置、承建人,或是名字的由来,都像河面上流动的薄雾,带着几分神秘,又引人遐想,等待着岁月的阳光将其一一驱散,还原历史的本来模样。

1992年,《周口文史资料》第九辑里,理育先生的《二板桥的传说》讲了大板桥的缘起。明万历年间,贾鲁河西十多里的金盆李寨,有位叫李万卿的智者(乡邻都称他“李老万”),为了乡亲们赴陈州府“完粮”方便,就在贾鲁河口北一里处架了座木板桥。木板又宽又长,大伙儿便顺口叫它“大板桥”。后来,同村的李老忍心里不自在——大板桥总让李老万先过,于是在大板桥南半里,也搭了座木板桥。两座桥并肩卧在水面上,像一对孪生兄弟。文人们见了,随口吟出“大板人如潮,二板我独行。乌云遮半天,皆阴(结姻)我有晴(情)”的句子,“二板桥”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

清代的周家口,一半属商水,一半属淮宁。这两县的旧志里,该有大板桥、二板桥的痕迹吧?但笔者翻遍顺治《陈州志》、顺治《商水县志》、康熙《续修陈州志》,都没能找到。直到乾隆年间,“永宁集大板桥”才悄悄出现在志书里。乾隆十二年《商水县志·关津桥梁》写道:“永宁集大板桥,小黄河入沙河处,县治东北十八里。”乾隆《陈州府志》里也有相同记载。这里的“小黄河”,就是贾鲁河;里面的“永宁集大板桥”,便是后来人说的周口大板桥,是当时商水县50座桥梁里的一座。可志书里没说大板桥是啥时候建的、谁建的。

直到民国七年的《商水县志》,才算补上了这段。该志卷二十《人物志》里,根据李氏家谱补了《李桂芳传》:“李桂芳,字月樵,例贡。家素封雅,敦义礼。父和春尝捐千金,修周口板桥。桂芳承先志,岁有补葺。雍正元年,河决荥阳,水南驶西华,诸河泛溢,渚水尤险。桂芳躬率仆、佃,伐庄柳数百株,草钜万斤,增高培薄,堤防完固,乡人赖之。四年饥,凡亲、佃积欠,累千余金,悉焚其券。又于东马坡立漏泽园。以招集临潼流民,授知县,未仕而卒。”

按这种说法,周口板桥是李桂芳的父亲李和春捐了千两银子修建的。李桂芳是清代商水人,乾隆《商水县志》说他是“例监,候补知县”;民国《商水县志》引《李氏族谱》,又说他是雍正年间的“例贡”,因招集临潼流民,被奖了个知县头衔。这里的“渚水”,就是颍河。从李桂芳“伐庄柳”加固颍河堤岸来看,他家该在商水沙河以北的颍河岸边。明清时,商水和西华不是以沙河为界的——沙河以北直到颍河岸北,还有商水的地盘,商水县在那儿设了“东西马坡地方”,管着62个村子,1940年划给西华县。如今,西华县李大庄乡政府的所在地,当年就属商水。那一带沙河以北、颍河两岸的三角地带,有李大庄、李集(旧称林川集)、李桥、李庄、李小庄、李寨这些李姓村子。它们和永宁集同在商水沙河以北,离得很近。李和春捐钱修周口板桥,倒也合乎情理。

那乾隆十一年《陈州府志》里,李桂芳又是啥样的?笔者查了查,《选举志》里没他,卷之十九里却有《李桂芳传》——不过没放在商水县条下,反倒归在了“西华县孝义”里。内容差不多,只是把“周口板桥”改成了“周口北桥”,也没提“例贡”一事儿。

若按《陈州府志》,李桂芳该是西华县人。再翻乾隆十九年《西华县志》,卷之六《选举志·职监》里写:“李桂芳,考授县丞,援例知县。”这和乾隆《商水县志》里“例监,候补知县”的说法倒也接近。《陈州府志》的《选举志》没设“例监”“职监”,但“例贡”里也没李桂芳,看来《李氏族谱》说他是“例贡”,或许是把“例监”说得体面了些。可民国《商水县志》还是照着族谱,把他归进了“例贡”。

商水县东西马坡一带,夹在西华、商水、淮宁三县之间,村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常事。那时候,在哪儿上学(做庠生),就算哪儿的人。李桂芳既被《商水县志》记载,又被《西华县志》收录,倒也不奇怪。民国《商水县志》里,李桂芳的孙子李树仁还被算成淮宁人,李郡的曾孙李钟璧、李钟瑜俱恩贡入淮宁籍,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乾隆西华和商水旧志里的李桂芳,该是同一个人。

按乾隆《商水县志》的说法,李桂芳的儿子李郊是商水的例监,在商水捐过义学的学费、修过漏泽园、捐过麦种,做了不少好事。这些事,乾隆《西华县志》里反倒没提。看来从李桂芳起,李氏家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就在商水了。

既然周口板桥是李桂芳的父亲李和春修的,旧志里对李和春又有啥记载呢?乾隆十九年《西华县志》卷之八《义行》里,有李和春和父亲李瑞的传记,说李和春活到85岁。这篇传记和谢以庆、金楫、王经道、张善治的传记,后面备注了“以上采访”四字,是乾隆十九年搜集的资料,看来李和春是第一次被写进《西华县志》。乾隆《西华县志》里写道:“康熙二十五年,春于周口集小河口捐银千余两,设板桥一座,以便行者。”这和《李桂芳传》里“春尝捐千金修周口北(板)桥”的说法,正好对上。这么看来,周口大板桥是康熙二十五年修的,位置应该在贾鲁河口。

周口板桥修好后,维护也是件大事。按乾隆《陈州府志》和《商水县志》的说法,雍正年间,李桂芳“承先志,岁有补葺”,一直管着板桥的维修。可到了乾隆四年,一场大水,让周口板桥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乾隆《陈州府志》卷之十八《李震普传》里写道:“李震普(字布青),贡生,候选知州……所居西马坡南临沙河,北临渚河,周围二十余里,居民千余家……乾隆四年,临河堤岸暴水冲决,时震普病笃,仍命子弟辈如前料理,赖以保全。又修周家口板桥一座,黄家冲草堂两处、石桥二座,行人便之。”

乾隆《陈州府志》里的《李震普传》附在商水县名下,乾隆《商水县志》里也有他的传,还说他“乾隆十一年从祀乡贤”,可见李震普是商水人。只是县志里的内容更简略,没提他住在哪儿、修过周家口板桥这些事。

按《商水县志》的记载,李震普和李桂芳该是近门亲戚。该志卷之八《诰敕》里说“赠候选通运判李郊父李桂芳”,卷之三《义学》里说“乾隆五年震普殁,其弟震兴,堂弟郊,堂侄树勋,复继其志焉。可谓富而好礼者矣”。民国《商水县志》根据李氏族谱补的《李郊传》里,又说李郊“从兄震兴”。李震兴、李震普都是李兰禧的儿子(见民国《商水县志·李兰禧传》),他们和李郊的关系,一会儿说“堂弟”,一会儿说“从兄”,词儿虽不一样,至少能证明是本家。李桂芳该是李震普的族叔。乾隆年间,李郊还编过《李氏族谱》。李震普“所居西马坡南临沙河,北临渚河,周围二十余里,居民千余家”,而金盆李寨就在西马坡,李桂芳家也在东西马坡一带。这么看,他们或许都是从金盆李寨走出来的族人。

乾隆和民国《商水县志》里说,东西马坡的李氏家族有“富而好礼”的传统,好几次被县令表扬。乾隆四年,李震普捐了一百多两银子,给商水的义学请名师教书。第二年他去世了,李震兴、李郊、李树勋接着把义学办了下去。李和春修了周口板桥,儿子李桂芳“承先志,岁有补葺”。这些事,都印证了这个传统。乾隆《陈州府志·李震普传》里还说“督抚及诸当事屡题额,旌其门”,可见李氏一族确实做了不少好事。乾隆四年,临河堤岸暴水冲决,李和春、李桂芳所修板桥可能被彻底冲毁了(《三川记忆》也说乾隆初年桥被冲毁),所以李震普才“修周家口板桥一座”。李氏向来“富而好礼”,古人又讲究“为善不终,与不为等”(见乾隆《陈州府志》),李震普接着先辈的传统重修板桥,也在情理之中。李震普修桥之事不见乾隆商水旧志,仅见《陈州府志》,或许是因为李郊、李郡、李树勋、李淇、李汉这些李氏宗亲,都参与了《陈州府志》的“襄刻”(协助编纂刻印)吧。

周口板桥在小黄河口,水宽流急,非得“木大板长”才能架起来,所以才有了“大板桥”的名字。乾隆《陈州府志》和《商水县志》里说的“永宁集大板桥”,就是它。相传,它在贾鲁河口北约70米,正对着顺河街。乾隆十一年以前,周口就这一座板桥。那时候,周口的三寨还没建,永宁集和周家口早就分不清你我了。所以,《李桂芳传》里叫它“周口北桥”,《李氏族谱》里叫“周口板桥”,《李震普传》里叫“周家口板桥”,《李和春传》里叫“周口集小河口板桥”,《商水县志·关津桥梁》里叫“永宁集大板桥”。乾隆《陈州府志》里,周口贾鲁河上也只有这一座桥。这么看来,名字虽多,其实是同一座桥。从最初修建,到后来的维修、重修,都是商水县东西马坡的李氏一族在操心。

至于周口二板桥,却是另一回事,道光《淮宁县志》里有记载。该志卷之十九《人物传》所云“孔兴铣,乾隆二十七年修虹济桥”,指的就是它。卷之三《疆域》里也写:“虹济桥,在城西南五十四里周家口,俗名二板桥,通贾鲁河。”它大概在大板桥上游200米处。这说明二板桥就是虹济桥,和那座有名的大板桥,本不是同一座桥。

乾隆十一年时,周口大板桥还在,所以乾隆《陈州府志》和《商水县志》都有记载。而虹济桥(也就是后来的二板桥),是在乾隆修志之后才动工的。这就解释了为啥乾隆十一年《陈州府志》、乾隆十九年《淮宁县志》里均没提虹济桥,直到道光六年的《淮宁县志》,才有了虹济桥(二板桥)的记载。乾隆中后期到嘉庆年间,大板桥和二板桥或许一起立在河上,承载着东来西往的行人、货物,于是才有了“大板”“二板”的区别。

大板桥在贾鲁河入河口,水又宽又急,修起来本就不易。二板桥建好后,大板桥有了替代,就算塌了,重修的事也没那么急了。这座曾经热闹的古桥,最终还是被岁月湮没了。可它到底啥时候塌而未修的,旧志里没说。

光绪十三年,黄河决郑州,周口北岸尽成泽国,二板桥也被冲毁,商水人李华(字春圃)复出资重修。到民国时期,周口贾鲁河上就只剩二板桥了。民国《商水县志》里写道:“小黄河桥一座:二板桥,城北十八里周家口。《陈州府志》有永宁集大板桥,小黄河入沙河处。”写二板桥时,只轻描淡写提了句大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