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元旦的北京，什刹海的垂柳落尽了叶子，枝桠上垂着长长的冰挂，银锭桥的石栏上覆着薄雪，站在桥头西望，晴光里的西山轮廓在寒雾里格外清晰，正是“银锭观山”最清透的时节。

后海南沿的张家寓所里，炉上铜壶呜呜作响。张伯驹披了一件藏青棉袍，坐在案前读郭沫若的新年贺词。彼时的他，鬓边霜色已深，但那双见过《平复帖》、见过《游春图》、见过《上阳台帖》的眼睛，依然清亮如少年。

铜壶的呜呜声中，有人敲门：“戴先生从成都来，说有东西要请先生过眼。”

张伯驹放下报纸，微微一怔。戴亮吉乃蜀中旧友，历史学家，与他相识于抗战时期的重庆。此后一别经年，音书寥落，怎的突然北上？

戴亮吉比张伯驹年轻几岁，挟着一个布包袱，见了张伯驹，先深深一揖：“丛碧兄，别来无恙？”“亮吉兄，稀客稀客。”张伯驹扶住他，“千里迢迢，元旦登门，必有以教我。”

戴亮吉不答，只将包袱轻轻放在案上，一层层解开。露出一个珊瑚红漆盒，漆面温润，隐有宝光。盒底以小楷书款：“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

张伯驹的目光凝住了。

戴亮吉缓缓掀开盒盖。盖内刻有细暗花纹，一位丽人凭栏立于帷前，笔致纤雅，衣带当风。右上篆书“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那是仇十洲之女仇珠的手笔。盒中卧着一方端砚，砚质细腻，微有胭脂晕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周边镌有柳枝，隐隐透出暗香。

张伯驹将砚台轻轻翻转，背面刻着王穉登的行草五绝：“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后题：“素卿脂砚，王穉登题。”

张伯驹的手微微颤抖。

“端方的旧物？”他问。

“正是。”戴亮吉在炉边坐下，接过张伯驹递来的热茶，“端方当年携此砚入川，随身还带着一部《红楼梦》佳本。宣统三年，保路事起，端方死后，《红楼梦》不知所踪，唯有这方砚台，流落蜀人方氏之手。”

张伯驹闭上眼。他仿佛看见1911年的四川，烽火连天，那位曾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金石学家端方在乱军中倒下，怀中的漆盒滚落于地，从此隐入巴山蜀水之间。

“方氏之后呢？”

“方氏子孙不谙收藏之道，家道中落。后来，重庆大学教授黄笑芸在旧货摊上偶然得之，花25元买下。黄君本是金石名家，得此宝后欣喜若狂，自号‘后脂砚斋主’。”戴亮吉顿了顿，“然而……”

“然而什么？”

“然而黄君后来经济拮据，又遇人不淑。这方砚台，几经转折，到了我手中。”戴亮吉的声音低了下去，“我知此物非比寻常，不敢私藏。天下之大，唯有你配为它寻一个最好的归宿。”

张伯驹取来放大镜，对着灯光细细审视。

砚台的胭脂晕在灯光下流转，像一滴凝固了四百年的泪珠。他想起了薛素素——那位工诗善画，尤精兰竹，却一生颠沛，数嫁不终，晚年为“房老”以死的“十能”才女。又想起了曹寅：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买下此砚，送给这位江宁织造。曹寅败落后，砚台归于曹家后人，砚侧被刻上“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字样。

“亮吉兄，”他放下放大镜，声音有些沙哑，“这砚台，你携之与我，意欲何为？”

戴亮吉从怀中取出一张字条：“方氏后人及黄君所经手者，皆有索价。我此来，一是请先生鉴定真伪，二是若先生有意，愿为国有博物馆收之，则功德无量。”

此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已为博物馆购进不少珍贵文物，馆中藏品虽日渐丰富，但经费一向拮据。看一眼纸条，“这价钱……”他皱起了眉头。

“丛碧兄，”戴亮吉正色道，“这方脂砚是薛素素的红颜素心，亦是曹家的‘永保’之誓，它见证了一部奇书的诞生、一个时代的终结。如今它从四川的战火、重庆的陋巷中，一路走到今天，难道还要让它再入私人之手，再遭颠沛流离之苦？”

张伯驹沉默良久。

他想起自己当年为护《平复帖》，变卖家产，险些命丧绑匪之手；想起自己当年虽经全力斡旋，却未能挽回韩幹《照夜白图》卷，使其最终漂流海外的遗憾。他一生过眼金石书画无数，深知宝物自有灵性，遇合有时，离散亦有时。

半月后，张伯驹以800元之价，代表吉林省博物馆收下了这方脂砚。

那天傍晚，张伯驹再次展开那方脂砚。夕阳从窗棂间斜射进来，照在砚台的鱼脑纹上，泛出奇异的光泽。他忽然想起《红楼梦》里的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方砚台，从薛素素的闺阁到曹家的书房，从端方的行箧到方氏的秘藏，从黄笑芸捡漏旧货摊到戴亮吉的布包袱，它究竟是“真”是“假”？是“有”是“无”？

他研了一池墨，提笔在笺上写下了《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砚为端方旧藏，与《红楼梦》佳本随身入川。端死后砚流落于蜀人藏砚家方氏手，《红楼梦》本则不知所在。今岁癸卯元旦，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为吉林省博物馆以重值收之……”

搁下笔，他望着这篇小文，忽然觉得沉甸甸的。他想起了薛素素晚年“长斋礼佛”的凄凉，想起了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想起了端方被杀时的惨叫。一方小砚，承载的何止是几百年风月，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的执念与守护。

他和潘素决定，捐出所藏薛素素《墨兰》轴，与脂砚一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馆，惟愿画与砚，永相伴。同年夏，故宫文华殿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这方脂砚被调至北京，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并先后到朝鲜、日本、柬埔寨展出。一时之间，学界震动，观者如云。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这方传奇砚台最后的荣光。

这方脂砚归国后又在国内多地巡回展出。1966年巡展结束返回北京，风云突变，脂砚等一批珍贵展品不翼而飞，至今杳无音信。尽管曾有连见也没见过脂砚的人，仅凭主观臆想和断章取义，质疑脂砚为后世仿品，但张伯驹在相关考证中明确提出“依此始脂砚斋命名之所由”，并得到周汝昌、吴恩裕及罗继祖、黄苗子、王世襄等多位亲历上手的文博大家认可。展品的失踪也让这方承载了明、清两代文人记忆的名砚，成为“红学”界一大悬案。

“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那一点“素心”，终究消散在了历史的烟尘里，让后人只能对着张伯驹的《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无限遐想，在他的文字和脂砚展出所拍的几张旧照片中，寻觅那“芳心在一点”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