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因为一次采访，我回了趟老家。

老屋还在，红砖墙上爬满了青苔，瓦缝里长出几株瘦弱的瓦松。我伸手摸了摸那砖，冰凉而粗粝，却有一股暖意从指尖漫上来。

20世纪80年代的豫东平原，日子是土里长出来的，慢悠悠的，带着一股子泥土的腥甜。谁家要是能盖起一间砖瓦房，那是了不得的大事。砖瓦房啊，是乡下人一辈子的脸面。

那年月，砖是买不起的，只能自己烧。那时父亲刚过而立之年，浑身充满了干劲。他请来邻村烧窑的孙师傅，一个干瘦的老头，手里总攥着一根旱烟袋。孙师傅围着我家那几分空地转了一圈，又抓了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点点头：“土性还行，能烧。”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烧窑”就拉开了序幕。

取土是个力气活，左邻右舍的男劳力都来了。铁锹飞舞，土车穿梭，汗水砸在黄土地上，洇开一朵朵深色的花。然后就是和泥。泥要和得恰到好处，太稀了不成型，太干了容易裂。大家的脚踝都陷在泥里，一边踩一边说笑，那些家长里短、庄稼收成，就这样被踩进泥土里，成了砖坯的一部分。

孙师傅是总指挥，手里那把弓似的工具，便是他的“法器”。他抓起一团泥，啪一声摔进木制的砖模里，再用弓弦轻轻一刮，多余的泥就听话地分离了。然后倒扣在平整的地上，一组砖坯就成了。动作行云流水，像一首无声的歌。砖坯晾晒到一定程度，再小心翼翼码到通风的架子上，像码起一个家庭的希望。

砖坯码到一定高度，就要开始装窑了。孙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在窑里忙活。砖坯之间要留出火道，火道要通畅，确保火苗跑遍每一个角落。

最激动人心的是最后一步——点火。

那是秋末的一个傍晚，天高云淡，夕阳把整个村子染成了金色。几十口子人，每人手里举着一个用稻草和泥糊成的火把，围在窑的四周。窑身开了几十个口子，那是火眼，是窑的眼睛。

孙师傅站在窑顶，一声令下：“点火！”几十个火把同时伸进火眼。火眼里的干柴和豆秸顿时被点燃，火苗蹿出来，像一个个金色的舌头，贪婪地舔着砖坯。风一吹，火势更猛了，整个窑像一头发光的巨兽，在暮色里咆哮。

男人们围在窑边，扯开嗓子说笑。有人吹牛皮，有人唱起了豫剧，跑调了，引来一阵哄笑。裹着小脚的奶奶、系着围裙的母亲，带领女人们在一旁择菜、揉面，准备半夜的吃食。

半夜时分，火势渐渐放缓，需要续柴了。这时候，请来的隔壁村大厨搬出大锅，煮上满满一锅鸡汤粉条。鸡汤是白天就熬好的，粉条是自家红薯做的，筋道爽滑。烙馍是下午就烙好的，一张张摞得整整齐齐，用白布盖着，尚有余温。

大人们围着锅台，一人端一个大碗，呼呼地吃着。粉条吸溜进嘴里，鸡汤的鲜味在舌尖炸开。有人卷起一张烙馍，夹上粉条，咬一口，烫得直吸溜，却舍不得吐出来。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偶尔被大人塞一口馍、塞一筷子粉条，满嘴流油，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吃，敞开吃！管够！”父亲的声音洪亮，带着满满的诚意。

“长友哥，这鸡汤真鲜，放啥好东西了？”有人问。

“自家养的鸡，能不鲜吗？多喝点，还得熬夜呢！”父亲笑着回答。

那顿饭，吃得人浑身冒汗，吃得人心窝子热乎乎的。虽然累，但没人抱怨。大家心里都明白，今天帮你家烧窑，明天你就会帮我家盖房，这是乡里乡亲的规矩，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情分。

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早上。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窑上时，孙师傅爬上窑顶，看了看火候，拍了拍手说：“好了，封窑！”

封窑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封窑，就是封住火，让砖在窑里慢慢冷却、慢慢定型。这个过程，就像把一个希望埋进土里，等它慢慢长大。

几天后，窑拆了，一堆红色的砖露了出来。父亲拿起一块，敲了敲，声音清脆悦耳。他笑了，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好砖！好砖！”

那些砖，后来成了我家堂屋的墙，成了灶台的台面，成了猪圈的围栏。它们沉默地立在风里雨里，替我们挡住严寒，托起日子。

此去经年，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秋末的夜晚，火把在暮色里亮起来，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了人间。几十口子人围着火，说着、笑着，吃着、闹着。那火光映在每个人的脸上，把疲惫烧成了憧憬，把辛劳熬成了甘甜。

那窑火，烧的是泥坯，暖的是人心。那一碗鸡汤粉条、那一张烙馍、那一句“敞开吃”，是那个年代最淳朴的盛宴，是豫东平原上最动人的乡情。

一窑烟火，半生温暖。如今，红砖瓦房已被钢筋水泥的楼房取代，烧窑的技艺也渐渐失传。可那窑火，却在我的记忆里，越烧越旺。它烧着烧着，就把一个村庄烧成了故乡，把一段岁月烧成了乡愁。

而我，是那只飞远了的风筝，线头还攥在故乡的窑火里。每一次回望，都能看见那片火光里，有父亲沾着泥土的手，有孙师傅眯着眼抽烟袋的模样，有奶奶和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还有一群孩子，在笑声里，追着那窑火，跑进了岁月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