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案头，几册等待校对的地方志书稿摊开，旁边摞着老干部大学的学员习作，还有几幅近日为青年学子题写的书法作品。窗外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清脆干净，一如当年的号角。我轻轻搁下笔，想起前不久社区宣讲时台下那些年轻的眼睛——亮晶晶的，透着好奇，也透着向往。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总在想，该怎样把那段血与火的故事，真正讲进年轻人心里去。

我今年64岁，入党近30年，小时候总坐在村口老槐树下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老人说长征路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这句话写在纸上是理论，刻在心里就是支撑人往前走的脊梁。

大学毕业后，我站上项城一高的讲台，把这段历史讲给一届又一届学生；后来编修地方志、主办老干部大学刊物《金秋》，又从故纸堆里一点点打捞散落在本地的长征相关记忆。这些经历让我越来越明白，长征精神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能触摸到的鲜活体温。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位把这种精神活成了日常的人——项城市政协原副主席袁晓林。他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鞠躬尽瘁，什么叫共产党员的本色。

我当年跟着袁晓林办刊时，他已年近80岁，身患严重肺纤维化，走路都喘得厉害。每次去郑州排版校稿，他总带着一大兜药、吸氧机和几个馕，不肯多花公家一分钱。我给他找了个马扎，让他走几步就能坐下歇会儿，可他常常攥着稿子坐在马扎上大口喘气，也不肯停下手里的工作。多少个通宵，我们逐字逐句推敲稿件，连一个标点都不肯放过——他说这不是对文字苛求，是对老同志和历史负责。直到临终前，他还抱着刊物的评审稿不肯放下，托人叮嘱我一定要把《金秋》继续办下去。他走的时候79岁，真正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他就是我在和平年代亲眼见过的最真实的长征。

这些年，我以笔为犁深耕本土文化研究，先后为郑州工商学院、周口师范学院捐赠100多幅书法作品，多次走进校园、社区、老干部大学宣讲红色故事，150万字的《张伯驹词赏析》正在申请出版，200万字的《项城岁华录》也即将付梓。编修地方志时，我把散落在史料里的本地籍老战士的姓名、事迹一一补全，像把散落的星星重新挂回天空。有人说新时代没有雪山草地和枪林弹雨，谈不上什么“长征”，可改革深水区的暗流、发展瓶颈期的挑战，哪一样不是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变的是一代代人的具体使命，不变的是不怕艰难险阻、甘愿付出一切的信仰底色。

我们这些老同志，岗位退了，初心从来不会退。我们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党史，守着一张书桌，把党的故事、家乡的故事写清楚、传下去，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新长征。窗外的读书声还在继续，总有一天这些孩子也会成为讲故事的人。伟大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从昨天流向今天，再从今天流向明天。我们这些白发人，甘愿做河上的一座桥，让后来者踏着我们走过去，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