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子叫“垮陈”

■陈正良

每次跟人介绍老家的村子,我说叫“垮陈”,对方都会愣一下,然后多半会笑。那笑声没恶意,我听着却耳根发烫。一个“垮”字,太容易让人想到倒塌的墙壁、碎落的瓦,连带生出几分捉襟见肘的寒酸。

在豫东黄淮平原上,垮陈并不孤单,往东是垮李,往西是垮刘。几个村子挤在一起,像几块被风沙磨旧了的土坯,沉默地蹲在平原深处。

村子不大,四百多口人,光棍却有近十个。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大人提起那几个叔伯,声音总是压得低低的,后来才明白,那不是闲话,是一口咽不下去的痰。他们不是不想成家,是日子太薄,一场旱、一场涝、一次大病,就能把指望捅个对穿。他们把力气交给土地,把青春耗在麦田,等到腰弯成虾,头发白得像霜,身边也没个能喊他们一声“孩儿他爹”的女人。

村里的土是黄的,风一刮,麦秸的焦味混着牲口棚的草腥气,往鼻子里钻。麦子低下去又站起来,玉米秆拔高了又被霜打倒。人也是这样,腰弯下去,再硬撑着直起来,实在直不起来,就成了村头老柏树下那个小土包。

我闭上眼都能想起老家人的手。指节粗,掌纹深,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黑泥。冬天裂开一道道血口子,缠上胶布接着干;夏天晒得黝黑,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凸起,像埋在地里的老根。他们不会说漂亮话,只知道什么时候浇地、什么时候追肥,晒麦子要翻够三遍才能卖给人家。

有人串门,主家慌忙搬凳子倒茶——那是透着土腥味的凉白开,客人喝不喝不要紧,要端在手里主家心里才踏实;谁家蒸了新麦馍,总要给左右邻居送几个;谁家孩子从外地回来拎几盒点心,母亲转头就分一半给隔壁老人。他们不擅长表达善意,见面只会问一句:“吃了么?”

黄淮平原的土地,看着平坦,脾气却极坏。旱了,地裂得像老人的脸;涝了,水漫到田埂上,麦子泡在泥里,人的心也跟着沤。那些年,村里人最怕听天气预报。风来了、雨来了、雹子来了,一夜间就能把一年的指望砸碎。可第二天清早,他们照样扛着锄头下地。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

村东头的陈老三,五十多岁,一个人住三间瓦房,院子扫得连草刺都没有,鸡窝搭得整整齐齐。他话少,见人就咧嘴笑,眼角褶子堆得一层层。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他就在门口放一挂鞭炮,炒一盘花生米,抿二两白酒。有人问他孤单不,他抿一口酒说:“孤单个屁,地里的草还没除净哩。”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后来才懂,那不是豁达,是把苦嚼碎了咽下去后的平静。他们把对家的念想种进地里,等它发芽,等它抽穗,等它变成秋天那一车沉甸甸的玉米。

麦收后,麦场上搭了戏台。四根粗木桩往土里一砸,横木一架,铺上木板围上花布,就是全村最体面的地方。男人们扛木板、竹竿跑得比谁都快,孩子们跟在后面捡掉落的钉子,女人们炒瓜子、蒸馍,兴奋得像过年。

戏台边,煮胡辣汤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冒泡,胡椒的辣味混着牛肉香飘出老远。水煎包在锅里滋滋作响,师傅长铲一翻,包子在空中打个滚儿,底部金黄酥脆。一碗胡辣汤、一碟水煎包,就是看戏人对自己最隆重的犒赏。

天还没黑透,汽灯点亮,玻璃罩子擦得透亮,把麦场照得像白天。锣鼓一响,人群安静下来。台上唱《穆桂英挂帅》,唱《朝阳沟》,演员头上的绒球一晃,声音直撞进心里。那一刻,弯了一整天的腰直起来了,为日子发愁的心也暂时歇了,他们跟着戏中人嬉笑哀愁,仿佛自己也成了戏里的人。

外人拿“垮陈”打趣,我不再解释,也不再难堪。我只会告诉他们:那里的人一辈子土里刨食,日子像旱季的井水一样苦,却也像井水一样干净。

他们不响亮、不耀眼,甚至没有给村子一个体面的名字,可他们活着,认真地活着,像黄淮平原上的麦子,低着身子,根却扎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