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英，周口新街人，幼年丧父，随母亲带李擢英和李延英二弟到外公雷兼山家寄居。雷兼山对三兄弟学业要求甚严。在外公的监督下，三兄弟的学业日益精进。三年后，李毓英与李擢英双双考中秀才。李毓英在同治三年中举，留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后又到镇平、西平、杞县、光州等地讲学，其人品和学识在当时知识界受到广泛赞誉。李毓英孝敬长辈，在西平工作期间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他悲痛万分，绝食数日。光绪三年，他被派到江苏省任无锡知县，在任上，他勤于吏治，业余时间专心研究经史。后来任海运委员，工作期间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年仅42岁。

李擢英，道光二十四年生，光绪三年考中进士，曾任太常寺少卿和大理寺少卿。他长期从事司法监察工作，秉公执法，重大疑难案件均能审结清楚，政绩斐然。如光绪十四年北京西城区发生一起勾奸夫害本夫案，他查阅卷宗发现疑点颇多，不顾他人劝阻坚持复审该案，甘冒风险开棺验尸，结果真相大白，为受害人伸冤。再如北京天德木工厂打死工人一案，木工厂主贿赂官员，致使受害人蒙冤，他不惧威胁为其伸冤，终于查明案件真相，严惩了凶犯，被京师百姓誉为“李青天”。

李擢英心系桑梓，为河南百姓请命。他任江南道御史期间，得悉河南全省赋税过重，便上奏朝廷，请旨河南省减免税赋，以纾民困。第二年，河南遭受水灾，麦秋歉收，哀鸿遍野。他上《豫省灾歉疏》：“窃臣等籍隶河南，稔知该省连年歉收……嗣后连阴数十日，倾盆如注，四面汪洋……以致民不聊生，道殣相望……请将灾情较重地方仓谷尽数散放……并将明年上半年应征收钱粮，分别缓征……”

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带兵欺压百姓，引发了百姓的反抗。李擢英上疏弹劾，请清廷严予申斥。他还弹劾河北省崔枝廷、崔鸿鼎父子同省为官、结党营私、盗卖武器情况，朝廷命河南巡抚核查，二人被革职。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烧杀抢掠，慈禧、光绪逃往西安，李擢英奉命留守西城。在此危难关头，他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京师数十万民众的生命财产，向美国统带提出抗议，要求订立地方自治章程。他据理力争，迫使洋人同意地方自治，使北京居民生命财产得到保障，西城区市民感激万分。动乱过后，慈禧、光绪帝回到北京，对他留守北京的工作予以嘉奖，擢任内阁侍读学士赏二品衔。宣统初年，李擢英曾被钦命为甘肃、新疆考试法官的正考官。

宣统三年七月，李擢英告老还乡，其弟李延英分给他一些薄产，让其赖以为生。1914年，他病故于周口。

李延英，清末捐从五品衔候补通判。幼年随大哥李毓英、二哥李擢英攻读儒学。成人以后因二兄均已考中，且已进入仕途，李延英便不想再应考，决心留家经商，后来经过多年努力，终成周口巨富。光绪十三年，黄河决口，洪水一泻千里冲进周口境内，严重威胁着周口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李延英马上召集周口乡绅集资抗洪抢险，加固周口吴公堤险段。

光绪二十四年，中原遭遇大灾荒，李延英出资在南寨关帝庙、陆陈会馆设立粥厂救民于水火。同年冬天，社会动荡，土匪出没，周口民众人心惶惶。为保境安民，他创办寨工局，并出资修缮周口残缺寨墙。第二年春天，他又在周口西寨外设立粥厂赈济灾民。同年，他在安澜门外主持修筑沙河大堤。二板桥多次被洪水冲毁，李延英联系周口三寨商人筹措资金奋力抢修。由于他热心公益事业，在周口商界威望颇高，被大家推举为周口商会会长。他67岁去世。

李延英的儿子李国瑗，1887年生人，荫正四品衔。因在兄弟中排行第八，周口人称“李八少”。李国瑗继承父业，从事商业贸易和出租土地生意，成为周口首富。李国瑗一生乐善好施，亲朋如遇困难向其求助，他均能解囊相助。1917年夏，大雨倾盆，河水暴涨，南寨大王庙地段的河堤出现管涌，情况十分危急。由于附近取土困难，他打开自家粮仓，让群众用麻袋装小麦将管涌填实。

1924年10月，土匪头子路老九率众攻破周口，将李国瑗和百余名群众绑票。李国瑗对路老九说：“这些人都是贫苦群众，请把他们放了，钱由我一人出。”土匪同意将百余名群众释放。后来，李国瑗交齐赎金，土匪将其释放。

1931年秋，阴雨连绵，河水暴涨，西寨朱庄北处决口，淹没良田数百顷，群众奋力抢险，夜以继日。李国瑗将周口街上所有售卖的馍全部收购，送给河堤上的民工，并组织佃户将自家地里的树木砍掉，运到河堤用以打桩堵水，河堤的决口很快被堵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出资兴修水利、捐资助学，多行善举。1950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

近年来，周口南寨新街李家大院重新修缮，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此参观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