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老头

■王兴亮

村里的学校因生源不足停办了。有着七十余年历史的老校,说停便停了,心里总觉得可惜,像一件穿了多年的旧棉袄,忽然被扔了。

站在校门前,看到门是锁着的,隔着铁栅栏望进去,院子里空荡荡的,几片枯叶在风里打着旋儿。

父亲在这个学校教书四十余载,我小时候跟随父亲吃住在学校,也算是在这校园里长大的。

校园前面一排房有一间办公室,两张桌子,两张床。一张床是父亲的,另一张是作真爷爷的。

作真爷爷和我爷爷是堂兄弟。他早年在村里教过私塾,是村里为数不多吃商品粮、有文化的人。后来他到这所村校教书,那个年代,称作公办教师。

作真爷爷早已到了退休年纪,却仍住在学校里,义务看护校园、打铃。那年头,大伙儿都觉得他思想红,给他起了个外号“红老头”。他也认,别人这么喊他,他便笑,笑得牙龈都露出来——牙掉得精光,牙龈一露,像初生的婴孩。

那时候我年龄小,跟着父亲住在学校,和红老头住在一间屋里,可以听他讲许多故事。

夏天夜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一个闹钟,闹钟上有公鸡图案,不停啄米,很有节奏地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昏暗的灯光下,红老头坐在床上,敞着怀,摇着蒲扇,讲岳飞,讲杨家将。

正讲着杨家将,他忽然嘴一张,话头就断了——那哈欠来得慢,嘴巴越张越大,眼睛挤成两条缝,缝里沁出一点泪花。他仰起头,脖子上的皮一叠一叠堆着。“啊哈”一声,一口长气悠悠吐出来,像旧风箱拉到尽头,泄了气。哈欠打完,他抹抹眼角,接着讲杨六郎。偶尔伸手挠头皮,“嚓嚓”地响。

红老头讲的历史典故,有的我听不太懂,只觉得他肚子里装着一部活历史,翻一页是一页,页页都带着尘土味儿。

冬天,红老头披一件军大衣,戴火车头棉帽,棉鞋又大又厚,似乎不合脚。他弯腰驼背,走起路来鞋底与地面磨出“沙沙”的声响。

冬天很冷,红老头还是早早起床打铃。铃铛绑在木棍上,用小铁棍敲,“铛——铛——”,很有节奏。铃声一响,孩子们便慌着往教室跑。有调皮的孩子偷偷敲铃,或者爬窗钻进教室,他从不生气,仍是乐呵呵的。

红老头爱读报纸杂志,《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他都喜欢,戴着老花镜,一篇篇读。旧报刊他舍不得扔,村里谁家送粥米包东西,或者做鞋底打袼褙,这些旧报刊就能派上用场。

有一次他读到一条新闻,忽然叹口气,说:“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我问他什么意思,他笑笑,说:“你还小,长大就懂了。”

那年月兴职工接班。他的孙子有文化,在生产队当会计,想接他的班,他坚决不肯。

大伙儿劝他:“孙子接班有什么不好,你点头认可就行了。”红老头说:“我平生不谋私利,现在老了,不能因孙子之事毁了一世名声。国家养活了我,我不能欺骗国家。”

后来我长大到外地读书,红老头何时离开学校、何时离世,我都不知道。我问他孙子,也说记不清老人是哪一年去世的了。

他的孙子如今年过花甲,日子过得拮据。谈起当年爷爷不让接班的事,他苦笑着说:“如果当初爷爷能点头,我现在也能享受养老待遇了。”

红老头虽然是村里较早吃上商品粮的人,却一生清贫,没给后辈留下什么家产。我至今记得他工作总结里的四句自白:“因我年纪高迈,不能担任功课,仅以打铃为职,如同滥竽充数。”一位退休后仍坚持护校、打铃的老人,把自己说得这样谦卑,又这样从容。

时过境迁,如今学校停办,铃不响了,院子空了。站在校门外,我仿佛还能听见红老头鞋底蹭地的“沙沙”声和清脆的打铃声。